阿敏请率本旗出藩,即有不愿臣服之心,迟早必成肘腋之患。济尔哈朗幼育于太祖宫中,小于太宗七岁,情谊如同胞,故太宗思夺镶蓝旗予济尔哈朗,为理所必至之事。蓟州四城本由济尔哈朗占守,两个月后,命阿敏接防,以其时祖大寿由孙承宗慰抚,将领兵入援,事先遣谍潜入永平侦察,为清军所获斩于市,乃知锦州明军将入关。祖大寿威名素著,因以阿敏代济尔哈朗,借攫其锋:胜则损其实力,败则以此为罪。其为借刀杀人,情势显然。
收复蓟州四城后,孙承宗逐渐整顿防务,由关内扩及关外,崇祯四年七月,命祖大寿筑大凌河城。大凌河在锦州以东,在此筑城,即为向前推进,是采取攻势的明证。太宗自不容此城之成,自率主力渡辽河,出广宁大道,而以德格类等率偏师出锦州以北的义州,遥为呼应。八月,师至城下,城内军民工役三万余人,粮食是一大问题,太宗因定长围之策,兵分十二路,南北东西每一面三路,大将在前,诸贝勒、台吉在后,佟养性率包衣跨锦州大道而营。其时清军已有红衣大炮,命名&ot;天佑助威大将军&ot;,即由佟养性督造,亦由佟养性为炮兵指挥。围城的工事,规模浩大,据《清史稿&iddot;祖大寿传》:
第36节:第三章太祖、太宗(17)
周城为壕,深广各丈许;壕外为墙,高丈许,施睥睨。营外又各为壕,深广皆五尺。
因此,朽山、锦州两路援军,都未能到达大凌河城。九月,辽东巡抚邱禾嘉、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祖大寿的姊夫。吴三桂为祖大寿的外甥),合军七千人赴援,亦为太宗亲自领兵击退。
太宗长围的目的,不在得地而在得人。一则曰:&ot;(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ot;二则曰:&ot;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ot;(俱见《清史列传&iddot;祖大寿传》)尤以生致祖大寿为志在必得,所以设围之初,即再次致书招降,第二通中有这样的话:
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唯望将军指示。
这不仅是请祖大寿当他的&ot;军师&ot;,直是请祖大寿发号施令。这当然是从《三国演义》中&ot;三顾茅庐&ot;得来的灵感;而此后之善视祖大寿,则参用曹瞒之于关云长的故智。当大凌城中&ot;粮尽薪绝,杀人为食,析骸而炊&ot;,亦即是到了以人骨作薪煮人肉的地步时,祖大寿终于投降,事在崇祯四年十月。
祖大寿初降,太宗与之行&ot;抱见礼&ot;,亲以金卮酌酒慰劳,赠以黑狐帽、貂裘,明日用祖大寿策,奇袭锦州,《清史列传》本传载其事云:
命贝勒等率八旗诸将及兵四千人,俱作汉装;大寿率所属兵三百五十人,以二更起行,趋锦州,炮声不绝,为大凌河城中人突围奔还状。会大雾,人觌面不相识,军皆失队伍,为收兵而还。
如果没有这场大雾,我很怀疑,一入锦州,此作汉装的四千清兵,恐将不复再得回辽东。祖大寿始终无降清之心,此非我好做翻案文章,证以此后情况,事实确是如此。
或谓:&ot;然则先降之三千余人,包括其嗣子泽润、亲子泽洪、养子可法在内,又将如何?&ot;我的答复是:祖大寿知道太宗不会因他的归明而杀此三千余人;果真屠杀,亦符大寿之愿,其部下终不为清所用。
《清史列传》本传又载:
十一月庚午朔,谕诸贝勒曰:&ot;朕思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若不纵之使往,倘明国(朝)别令人据守锦州,则事难图矣。自今纵还大寿一人,而携其子侄及诸将士以归,厚加恩养,再图进取,庶几有益。&ot;
此真是看得透,做得出。太宗与崇祯在位同为十七年,何以此胜彼败?最大的原因即在太宗真能知己知彼;而崇祯则既不知彼,亦昧于自知。本传续记:
乃遣人传谕,询大寿曰:&ot;今令尔至锦州,以何计入城?既入城,又以何策成事?&ot;大寿对曰:&ot;我但云昨夜溃出,逃避入山,今徒步而来。锦州军民,俱我所属,未有不信者。如闻炮则知我已入城,再闻炮,则事已成,上可以兵来矣。&ot;遂以其从子泽远及厮养卒二十余自随。既渡小凌河,舍骑徒行,遇锦州探卒,偕入城。越三日遣人至大凌河语其所属诸将曰:&ot;锦州兵甚众,将从密图之。尔诸将家属,已潜使人赡养,后会有期。倘有衷言,即遣人来,无妨也。&ot;于是上将旋师,赐敕大寿,令毋忘前约。大寿复遣人赍奏至,言:&ot;期约之事,常识于心,因众意怀疑,难以骤举。望皇上矜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尤望垂盼。&ot;上命毁大凌河城,携大寿从子泽洪等及诸将以还,优赉田宅服物器用。降兵万余,咸分隶安业。
第37节:第三章太祖、太宗(18)
祖大寿初回锦州时,只言突围而出,但副将参将等高级将官投清,这件事是瞒不过的,辽东巡抚邱禾嘉密疏上闻。崇祯当然要杀祖大寿,却不敢明正典刑,一面命邱禾嘉加以羁縻;一面如清太宗之于阿敏,行一条借刀杀人之计。《清史列传》本传:
唯以蒙古将桑噶尔寨等赴援不力,战败先遁,密令大寿歼之。事泄,桑噶尔寨率众蒙古,环甲三昼夜,欲执大寿来归本(清)朝。大寿慰之曰:&ot;我视尔如兄弟,尔安得若此?&ot;桑噶尔寨曰:&ot;闻欲尽杀我等,图自救耳。&ot;大寿曰:&ot;杀我自必及尔;杀尔自必及我。&ot;共之盟誓而定。
按:在辽东明军,杂有甚多蒙古部队,此即王象乾所优为的&ot;行款&ot;,而在兵部夸张为&ot;以虏制夷&ot;的战略。观上引之文,情形是很明显的:祖大寿只带&ot;从子泽远及厮卒二十余&ot;回锦州,何能歼灭桑噶尔寨所率的&ot;众蒙古&ot;?又&ot;事泄&ot;者,当然是邱禾嘉依照指示,故意&ot;放风&ot;。祖大寿谓桑,&ot;杀尔自必及我&ot;,则是已知为借刀杀人之计,为桑揭穿底蕴,自然相安无事。此一段记叙中有隐笔。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本传又记:
敕使自京师召之者三,大寿语锦州将士曰:&ot;我虽竭力为国,其如不信我何?&ot;终弗往。
有袁崇焕平台被缚前车之鉴,祖大寿何能上当?但从此数语中,可以推知祖大寿当时的心迹:第一,力竭投降,并非本心,仍旧希望能为明守边,甚至牺牲在满洲的亲属亦所不惜;第二,由&ot;其如不信我何&ot;这句牢骚,可知其寒心,素志固犹未改,但可知其已无殉国之心。
此后三年,清太宗致书,不报;多铎征锦州,则力拒。于是到了崇德元年,明清之间又另是一个局面了。
我以前谈过,所谓&ot;天命&ot;、&ot;天聪&ot;,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汉文称号,究其实际,在天聪八年以前,国号为&ot;后金&ot;,自称&ot;金国汗&ot;;至崇祯八年,始定国号为&ot;清&ot;,并建正式年号&ot;崇德&ot;。也可以说,在此以前,希望以山海关为界,划疆而守;在此以后,始决心进窥中原。而促成太宗此一决心的最大原因是:在察哈尔获得了一方&ot;传国玺&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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