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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1页）

走笔至此，先作一篇&ot;传国玺考略&ot;。按：&ot;皇帝&ot;一词，起于秦始皇；以故作为&ot;恭膺天命&ot;之凭证的玺，亦起于秦始皇，《太平御览》云：

传国玺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蓝田山，是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ot;受命于天，既寿永昌。&ot;

秦始皇打算者，天下万世一系，传之无穷，因名之为&ot;传国玺&ot;，但仅及二世；刘邦先入咸阳，子婴降于道左，此玺遂为汉得。明人刘定之作《玺辩》，述其源流甚详：

汉诸帝常佩之，故霍光废昌邑王贺，持其手解脱其玺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与，后乃出投诸地，螭角微玷（按：玺为螭钮）。董卓之乱，帝出走，失玺。

孙坚得于城南甄官井中。袁术拘坚妻，得以称帝。术死，玺仍归汉传魏，隶刻肩际曰：&ot;大魏受汉传国之玺。&ot;

魏传晋，晋怀帝失位，玺归刘聪，聪死传曜。石勒杀曜取玺；冉闵篡石氏，置玺于邺；闵死国乱，其子求救于晋，谢尚遣兵入邺助守，因绐得玺归晋。方其未还也，刘、石二氏以玺不在晋，谓晋帝为&ot;白板天子&ot;；晋益耻之。（按：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

谢尚到底是否骗回这方秦玺，大成疑问；但自南北朝开始，&ot;其间得丧存毁真赝之故，难尽究诘&ot;，直谓之秦玺已亡，亦非过言。

第38节：第三章太祖、太宗（19）

自唐朝开始，&ot;传国玺&ot;改称&ot;传国宝&ot;，为太宗所制，文曰：&ot;皇天景命，有德者昌。&ot;贞观四年，隋炀帝萧后，自突厥奉玺归，亦非秦玺，而是很可能为永和年间所制的晋玺。至后唐庄宗遇害，明宗嗣立，再传废帝，因石氏篡立自焚，则连晋玺亦亡。

&ot;儿皇帝&ot;石敬瑭入洛，又制一玺，后世称为&ot;石氏玺&ot;；契丹灭晋，明知此&ot;传国宝&ot;的来历，但对外不道破真相，辽兴宗耶律宗真试进士，且以&ot;有传国宝者为正统&ot;命题。&ot;石氏玺&ot;后为天祚帝耶律延禧失落于桑乾河。

至此，所谓&ot;传国玺（宝）&ot;者，共得三玺：

一、秦玺，文曰：&ot;受命于天，既寿永昌。&ot;亡于南北朝。

二、晋玺，文曰：&ot;受命于天，皇帝寿昌。&ot;毁于后唐废帝。

三、石氏玺，文曰：&ot;受天明命，惟德允昌。&ot;辽末失落于桑乾河。

在此以前，宋哲宗时忽有咸阳平民段义，献一青玉玺，谓即&ot;传国玺&ot;，曾巩曾上表称贺，且改元为&ot;元符&ot;。事实上是&ot;元祐正人&ot;被排斥后，继承真宗朝奸臣丁谓的另一班奸臣蛊惑庸主的花样。朱子曾有《书玺》一短文：

臣熹，恭维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时，盖未得此玺也。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矣！臣熹敬书。

&ot;绍圣&ot;即哲宗于宣仁太后既薨，排斥正人后所改的年号。绍圣四年改明年为元符，又三年而崩，徽宗即位而北宋亡。朱子所谓&ot;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ot;，真是史笔。

金兵入汴梁，得玺凡十四，其中即有此段义所献之玺。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死于察州，则连宋玺的下落亦不明了。

元至元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彧由故官拾得之妻处购得一青绿玉，四寸方，三寸厚，经监察御史杨桓鉴识篆文为&ot;受命于天，既寿永昌&ot;，以为即秦玺而进献。其实此即宋哲宗朝奸臣假造的&ot;传国玺&ot;。此伪秦玺至元亡，顺帝挟之走沙漠，犹自夸&ot;我有传国宝&ot;。其后不知所终。

至于清太宗所获自察哈尔一玺，非元顺帝挟以北走的伪秦玺，而是另一唐朝以后所制，为元顺帝走沙漠时所失落的玉玺。《清史列传&iddot;多尔衮传》：

有元玉玺，交龙纽，镌汉篆曰：&ot;制诰之宝。&ot;顺帝失之沙漠。越二百余年，有牧山麓者，见羊不食草，以蹄撅地，发之乃玺，归于元裔博硕克图汗，后为林丹汗所得。至是多尔衮令额哲献于上。

据此可知，由察哈尔发现的玉玺，非宋玺，非石氏玺，非晋玺，更非秦玺，清史铁记太宗得&ot;传国玺&ot;者皆妄。但此玺为唐以后所造，而来自元宫，则确凿无疑。

至于太宗征服察哈尔，则为得以亡明的一大关键。当时满洲三面受敌：西面的明军；东面的朝鲜；西北的察哈尔，明朝称之为&ot;插汉&ot;，为内蒙七大部之一。其中尤强者三部：一为科尔沁，居内蒙东部，当辽东之北、黑龙江之南，与满洲密迩；二为鄂尔多斯，居内蒙西部，河套之中；三即察哈尔，居内蒙中部，包括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在此三部中，察哈尔更为强中之强。

科尔沁酋长姓博尔济吉特氏，亦为元裔，曾参加&ot;九国联军&ot;之役，其后化敌为友，和亲降附。太宗孝端后，孝端之侄、世祖生母孝庄后，以及多尔衮、多铎的福晋，皆出此族，与清朝世为国戚，其后裔中最有名的就是--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第39节：第三章太祖、太宗（20）

察哈尔为元顺帝嫡系子孙，所以酋长称&ot;汗&ot;。其时的林丹汗雄桀为内蒙七部酋长之冠，一向轻视满洲，且倚仗士马强盛，侵凌同族，与科尔沁更是极不相能。而明朝&ot;行款&ot;笼络&ot;西虏&ot;以制&ot;东夷&ot;的&ot;西虏&ot;，即指林丹汗而言，自是满洲的大敌。

天聪四年大凌河之役以后，太宗静待祖大寿举锦州来降，暂无举动，因而用其兵攻察哈尔，林丹汗率师西遁，太宗降其部众数万，收兵而返，并未彻底解决。至天聪七年六月，向臣下征询：&ot;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ot;都以为应先征明，但太宗一则不愿与祖大寿交锋，再则打算着相机攻林丹汗，所以沿长城西行，由龙门关入口，纵掠宣府一带，兵围大同，死伤甚众而无功。

闰八月将班师时，有一意外喜事，《清鉴纲目》卷首《平定内蒙古》载：

（林丹汗）徙其人畜十余万众，由归化城渡河西奔，沿途离散，仅存十之二三。及至青海大草滩，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额哲，拥众万余，居河套外。

额哲未降，但林丹汗同族的有力分子，以及林丹汗的妻子窦土门福金却投降了。

林丹汗死后，妻子数人为太宗父子兄弟所分占，《天聪实录》载：

八年闰八月辛亥，察哈尔国林丹汗……窦土门福金携其国人来降……众和硕贝勒等公议奏云：&ot;天特赐皇上察哈尔汗窦土门福金，可即纳之。&ot;上固辞曰：&ot;此福金朕不宜纳，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当以与之。&ot;代善等复力劝上纳……曰：&ot;此福金乃天所特赐，上若不纳，得毋拂于天耶？上非好色多纳妃嫔者比；若上如古之庸主，悖于义而荒于色，臣等岂特不劝之纳，有不于上前力谏者乎？今此福金，皇上纳则臣心欣悦，不纳则激切滋甚矣。&ot;……上因思行师时驻营纳里特河，曾有雌雉入御幄之祥，揆此不纳，恐违天意，于是纳福金之意始定……护送福金多尼库鲁克喜曰：&ot;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来也。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欲庆之至矣。&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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