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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应该说,我们缺乏对&ot;文革&ot;的彻底的思想批评。故然,权力阶层表示不再搞任何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知识界来说,这仅仅是个前提。它不能代替知识界对&ot;文革&ot;进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在废墟上很难建立坚实可靠的大厦。只有对它掘地三尺。

从历史学角度看,&ot;文革&ot;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ot;过去&ot;;从文化学角度看,&ot;文革&ot;依然活着。因为&ot;文革&ot;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的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进行彻底的清除。尤其是20世纪的80年代。全民的注意力还在&ot;文革&ot;上。那时如果对&ot;文革&ot;进行剥皮抽筋般的反省与批评,必然会深入人心,积极地影响整个社会。如今&ot;文革&ot;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ot;文革&ot;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ot;文革&ot;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的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作为政治&ot;文革&ot;的一页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ot;文革&ot;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

因为&ot;文革&ot;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它缘自&ot;文革&ot;。

也许这正是本书再版的意义。本书写于1986年至1996年,即从&ot;文革&ot;结束十年到二十年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社会学著作。作者用社会学家进行社会调查的方式来写作的。只不过作家更关注被调查者的心灵。本书的目的,是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载录史册,同时,也给思想理论界提供思考与研究的第一手和依据性的人本资料。为此,很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理解作者的本意。特别是这次出版,将把本书带给21世纪新的一代读者。

此亦作者之愿望。是为记。

我为什么写作?

其实我能干许多种事,干得都不错。干这些事时我都轻松快活,如果我挑一样干,保管能成行家里手。所以我说,我写作并非自愿,而是出于无奈。我还想说,写作是人生最苦的事之一。

在我没动过稿纸和钢笔时,我专业从事绘画。可是不久&ot;文革&ot;覆盖了整个中国;那时全国人在受难,我也受难。时时感到别人的泪别人的血滴在我心上。有时我的心承受不了,就挥笔画画,拿如梦的山如烟的树如歌的溪水抚慰自己。渐渐我觉得自己熟悉的这种画画的方式非常无力和非常有限。现在明白了,当时我所需要的是清醒,并不是迷醉。心里消化不了的东西必须释放出来才得以安宁。有一次我悄悄写一个故事,写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政治高压下被迫与自己的母亲断绝关系,因而酿成悲剧而深深忏悔。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我由于去安慰他而直接感受到他的矛盾、悔恨与良心难安之痛。尤其我也是个&ot;狗崽子&ot;,处境和他一样,同病相怜,我写他其实也是写自己。这小说的原稿我早已烧掉,因为这种文字会给我带来牢狱之灾乃至家破人亡,但我头一次尝到写作时全部身心颤动抖动冲动时的快感,感受到写作是一种自我震撼,发现到只有写作的方式才最适合自己的内心要求。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写作不开端于一部什么处女作,什么成功,甚至什么&ot;一鸣惊人&ot;,而开端于自己被幽闭被困扰被抑制的内心的出路。有如钻出笼的鸟儿的无限畅快,有如奔泻的江口的无比酣畅。

这便是我写作的一个缘起。十年里,我的写作完全是在绝密的空间里,一边写,一边把写好的东西埋藏起来;有时不放心自己,还要找出来重新再藏。愈是自己埋藏的地方,愈觉得容易被人发现。我写作是决不想当作家的,因为那时作家们都在过着囚徒的生活;也更不可能有赚一点稿费的念头,如果将这些东西公布出去,就相当于自杀。可是就这样,我却感受到了写作的真谛,和它无比神圣的意义。

写作来自于沉重的心,写作是心的出路。

现在,有时我也会问自己,什么时候搁笔不再写了?

我想,除非我的心平静了。它只要还有一点点不安,就非写不可。

我前边说,我什么都能干。其实不对,其实我很笨,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方式更能倾尽我的心。

写作的自由

在谈论这个关乎文学的生命的题目之前,按照小说家的习惯,我先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绝非虚构,而是我自己。

在写作之前,我从事绘画。那时我读过大量的书,但从未想过进入文学。我对自己的一生的安排是用色彩呈现心灵。但是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愿望的只能是命运。

1966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我的一切‐‐从现实到理想全部被摧毁。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发生恶性的骤变。我不能再画画,因为那时任何个性的艺术活动,都会成为飞来横祸的根由。我的故事,包括我要谈论的题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年深冬的一天,一个大风大雪之夜,有人敲我的门。原来是位老友。他在市郊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ot;文革&ot;开始后,他在牛棚里被关了半年,昨天才放出来;他的脑袋像干瘪下来的果子,完全变了模样。在这半年里整他的人全是他的学生。天天逼他交待&ot;反动思想&ot;,拷打用刑自不必说,最残酷的一招是监视他的梦话。由于那些整他最厉害的几个学生偏偏都是平日与他最贴近的,所以知道他有说梦话的习惯。他们每天夜里轮流值班守在他的床旁,等他睡着后将梦话记录下来,白天再追问这些不知所云的梦话的&ot;反动动机&ot;。搞得他不敢睡觉,最后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身体彻底地垮掉。那天他把我家里的烟全都抽光,神情痛苦之极。忽然他瞪红的眼穿透浓浓的烟雾直视着我说:

&ot;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这种处境?如果总这样下去不变,等咱们都死了,还不是靠着后来的作家瞎编?你说,现在有没有人把这些事写下来?当然这么干太危险,万一被发现就要掉脑袋,可是这对于将来的人总有意义……&ot;

就这样,我拿起笔开始了我的写作。

我要做的首先是把现实、把周围的人的故事如实地记下来。当然我必须绝对保密,我的妻子也略知一二而已。我把这些会使我家破人亡的文字写在一些很小的碎纸块上,然后藏起来。比如砖底、墙fèng、烟囱孔、衣柜的夹板等等自认为隐蔽的地方。或者一张张用糨糊粘起来,外边贴上毛主席的语录或&ot;文革&ot;宣传画挂在墙上。但藏东西的人反而会觉得自己这些地方最不可靠。于是,在这些年里,我一边写一边把藏起来的纸块找出来再藏。有一天,我参加一个公判大会。被枪毙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因为秘密地写了一部攻击&ot;文化大革命&ot;的小说。那一次,我真的怕了,回家后将那些埋藏在各处的纸块尽可能地找出来,撕成碎末,在厕所里冲掉。只将极少最重要的用油纸包好,塞进自行车的车管里。此后我开始又担心我的车丢掉。

这样过了十年!1976年中国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我的房子塌了。在清理废墟时,我竟发现不少那次没有处理干净的纸块,正当我害怕别人也会发现这种可怕的纸块的时候,&ot;文化大革命&ot;结束了。

你们一定认为我会说,我从此写作自由了。我要说的恰恰不是这个。我要从这里谈谈我对写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经历有点奇特。因为我是在写作自由等于零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不但没有读者,反而像犯罪那样怕被人看到。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如亨利希&iddot;曼,纪德,安德烈叶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我不被任何势力所强制,不服从任何人的意志,也没有丝毫商业目的。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我的环境充满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感,但一旦拿起笔来,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我还感到了一种庄严的历史的使命与责任,写作的心态无比虔诚和圣洁,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环境的残酷。

我由此感受到,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自由注定是写作的本质。自由对于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丽的奢谈。只有面对着束缚与禁锢,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才显示出它高贵的价值与神圣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总是散发在它被争取的过程中。再进一步说,写作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部的环境的自由,二是内心的自由;作为写作本质的自由首先应该在写作者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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