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认为，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

他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正在消失的时代。

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欧洲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个文化运动，表现出一种恰如其分的破坏性和虚无主义的明智。

在论克劳斯的文章里，本雅明追问道：克劳斯是站在&ldo;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吗？绝不是。

他是站在最后审判面前&rdo;。

本雅明实际上说的是自己。

在最后审判面前，这个欧洲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中的土星英雄，带着他的所有残篇断简、他的无畏态度、他的沉思和梦想、他的无法抑制的伤感、他的低垂的目光，将对他为什么正当地而又不合情理地占据许多位置并且至死捍卫精神生活，做出辩护。

附录三：论瓦尔特&iddot;本雅明

［爱尔兰］理查德&iddot;卡尼（ri插rdkearney）

瓦尔特&iddot;本雅明能够从任何分类网络中溜掉。

他给自己戴上了一个反常的光环。

他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鼓吹者，又是迷恋神学的唯美主义者，同时又推崇流行文化。

对于本雅明来说，大麻同犹太经典与罢工手册一样都是革命行李中的一部分。

忠实于大地的果实不再与追求弥赛亚的永恒互不相容；他把这视为其辩证的前提而加以提倡。

本雅明于1892年生于柏林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家庭。

21岁时，他成为左翼的自由学生会的领袖，柏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同情者，而且已经与犹太圣经学者格雄&iddot;朔勒姆开始了终生友谊和学术通讯。

本雅明后来加入法兰克福学派，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布莱希特和卢卡奇等建立了工作关系，以极大的热情引证马克思和列宁，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继续以同样的热情引证以色列的先知。

实际上，在《暴力批判》（1921）一文中，本雅明认为，即便是最有效的合法暴力方式‐‐工人总罢工‐‐也最终是对第五戒的呼应。

再有，本雅明的创新之作《论一般语言和人的语言》（1916）先于乔姆斯基或结构主义者的某些根本性发现，提出《创世记》中亚当给事物&ldo;命名&rdo;的情节具有唯一的权威性。

因此，毫不奇怪，当1938年本雅明告诉布莱希特，他论述和思考马克思主义革命已长达20年，但还没有读过《资本论》时，布莱希特惊愕地举起双手。

一

本雅明之所以迷恋波德莱尔和超现实主义，也正是那种物质风格和精神风格的结合。

他尊崇巴黎‐‐超现实主义的大本营，因为巴黎激发他探索&ldo;游荡艺术&rdo;的秘密，那里还成为他逃避魏玛政权和希特勒政权的避风港。

对于本雅明来说，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之一波德莱尔是最典型的游荡者或闲逛者（flane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