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本雅明借鉴维也纳学者吉洛（karlgiehlow）的研究成果，分析了近代讽喻的历史起源。

16世纪兴起的近代讽喻不同于中世纪的讽喻。

中世纪讽喻是基督教的道德说教方式。

近代讽喻的动因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努力。

对于他们，象形文字是&ldo;神秘的自然哲学的最高阶段&rdo;，即最接近于自然的表达方式。

因此，有些学者在书写时甚至开始用图形来取代字母。

各种建筑物都被覆盖上这种图形。

文艺复兴恢复了两种古代艺术思想：古希腊的自由创作和古埃及的临摹自然。

这二者是有冲突的，但天才的艺术家们协调了二者。

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艺术理论占支配地位，象形雕刻只是起装饰作用。

但是在巴罗克时期，象形（hieratic）精神逐渐支配了这个世界，&ldo;接近于象征的东西日益式微，而象形的铺张则愈益光大&rdo;（27）。

象形标志（讽喻方式）成为巴罗克的一种主要风格。

尽管文艺复兴遭到反宗教改革的否定，但毕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巴罗克讽喻混合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两种因素。

在哲学分析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本雅明提出自己的讽喻理论。

他强调，近代讽喻的核心是&ldo;自然与历史的奇特结合&rdo;。

巴罗克时期&ldo;人类的事业&rdo;不是追求人的世俗或道德幸福，而是追求一种神秘原则。

一方面，自然被用于表达这种神秘原则的意义，另一方面，历史仅仅是图案内容的一个方面。

也就是说，自然的固定形象取得胜利，而历史则成为舞台道具。

但是，巴罗克讽喻中的&ldo;自然‐历史&rdo;关系不是简单的位置转换。

这里面包含着历史观的深刻内容。

本雅明指出，在巴罗克悲剧中，自然带有历史的印记，但历史屈从于自然、屈从于死亡。

尽管&ldo;自然依然是这一时期作家的伟大教师，但是他们眼中的自然不是含苞欲放和繁花似锦，而是过度成熟后的残败。

他们在自然中看到的是永恒的沧桑转逝。

这一代人完全是以忧郁的目光认识历史&rdo;（28）。

这样，在巴罗克悲剧中就出现一种新现象‐‐废墟。

&ldo;历史成为背景的一部分。

……自然‐历史的讽喻表象体现在废墟形式的现实中。

在废墟中，历史物质化地融入背景中。

在这种伪装下，历史不是表现为一种永恒生命的进程，而是表现为不可遏制的衰落。

讽喻因此而宣布自己超越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