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对这一名字的魔力怀着某种隐秘的宿命情愫。

他表示：&ldo;不过，他们用以抗拒命运的预防措施，被这个最有直接关系的人放弃了。

换言之，他不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把这两个有远见的名字公之于众，而是深藏在自己心中。

他看护着它们，就像犹太人对待他们给自己的孩子所起的秘密名字。

犹太孩子在成熟之前不会理解这种秘密名字。

但是，因为人在一生中可能有不止一次的成熟，而且不是所有的秘密名字都会始终不发生变形的，因此，它的变形就会在一次新成熟时显示出来。

&rdo;（7）

话说回来，1921年，本雅明第一次看到克利的《新天使》时，正值生活和情感发生危机。

他认为这幅画是一个启示。

他把&ldo;新天使&rdo;看做自己秘密名字的一次新的变形。

为了孩子，也由于经济原因，本雅明和朵拉维持了表面的婚姻关系，但分室而居。

两人像朋友一样生活，经常友好地交换各种看法。

但这种关系毕竟不是一般的友谊。

双方都小心翼翼，唯恐伤害对方，有时不免要对别的朋友，如朔勒姆，倾诉自己的苦恼。

（到1930年，两人终于离婚。

）

尤拉在本雅明生活中的再次出现，也打破了几年来本雅明与世隔绝的状态。

在战争期间，尤拉交往甚广，甚至成为斯特凡&iddot;格奥尔格外围圈子的成员。

经尤拉介绍，本雅明认识了表现派杂志《金羊毛寻求者》的主编、诗人恩斯特&iddot;布拉斯，并在该杂志上发表了1919年写的论文《命运与性格》。

继而本雅明认识了该杂志的出版商维斯巴赫。

维斯巴赫表示有兴趣出版本雅明翻译的波德莱尔的诗集《巴黎风光》。

本雅明还向维斯巴赫提出一个新杂志计划。

这是一个由本雅明担任主编的文学性同仁杂志，取名为《新天使》。

本雅明在&ldo;《新天使》杂志宣言&rdo;中表示：&ldo;对于本杂志来说，有关精神生活的言论是否普遍有效，必然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言论是否能正当地要求在未来世界的宗教秩序中获得一个思想地位。

我们无法预知这种秩序的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能够预见，为在这种秩序中、在新时代的最初日子中生存而斗争的东西，没有这种秩序是不能诞生的。

&rdo;（8）显然，这个杂志是以救世主义为基调的，无论作者和读者都将局限于一小伙引为同调的知识分子。

本雅明编好的第一期稿件包括亨勒的遗作、亨勒的弟弟的诗作、神学哲学家兰格的论文《狂欢节的历史心理学》、阿格农的小说《犹太会堂》以及本雅明的论文《翻译者的任务》。

本雅明十分急切地渴望这本杂志出版。

他在给朔勒姆的信中写道：&ldo;或许我能看到有一天天使降临地上。

&rdo;（9）但由于通货膨胀，维斯巴赫无力兑现原来的许诺，《新天使》杂志最终胎死腹中。

《翻译者的任务》是本雅明为其翻译的波德莱尔诗集《巴黎风光》所作的译者前言，在1923年随同该德文译本发表。

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论及波德莱尔或这部诗集，而是对原作和翻译同&ldo;纯粹语言&rdo;的关系的思考，是《论语言》一文的又一引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