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不能预见到苏共的政策转变，而是用一种柏拉图的政治‐社会二元结构模式来思考和理解俄国的状况：&ldo;在资本主义下，权力和金钱逐渐具有可交换的性质。

一定数量的金钱可以转换成一种具体的权力，一切权力的市场价值都是可以计算的。

因此，物品占据着突出的地位。

在这种交易进行得太快时，我们才能说是腐败。

……苏维埃国家切断了金钱和权力之间的这种交换联系。

它把权力留给党，把金钱留给耐普曼。

在党的工作人员乃至高级干部的眼中，把某些东西存起来，作为&lso;将来&rso;的保障，即便仅仅是&lso;为了孩子&rso;，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共产党仅仅保障其成员的最基本的物质生存。

另一方面，它控制着他们将来的收入，规定了最高收入不得超过250卢布的限制。

收入的增加只能是通过在本职业范围的文字活动。

统治阶级的生活受到这种纪律的约束。

统治当局的权力毕竟不等同于他们的财产。

俄国今天不仅是一个有阶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等级国家。

也就是说，一个公民的社会地位不是取决于其外表‐‐穿着或住所，而完全取决于他和党的关系。

对于那些不直接属于党的人，这也是决定性的。

各种职业对他们开放的最低条件是，他们不公开地批评政权。

在他们之间也有十分明确的区分。

但是，无论欧洲人关于俄国官方压制异端分子的观念多么夸张，或多么陈腐，任何生活在国外的人都想象不到耐普曼在这里受到多大的社会排斥。

&rdo;（13）&ldo;俄国的健康取决于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绝不能让权力的黑市开放（就像教会曾经发生的情况）。

只要欧洲的权力和金钱的关系渗透进俄国，那么，可能不仅是这个国家，可能也不仅是这个党，而是俄国的共产主义将会消失。

&rdo;（14）

此时，斯大林在苏共党内斗争中已经取得了明显优势。

不仅政治上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式微，而且文化界的政治控制也越来越严格。

本雅明听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的一出戏，经过反复审查和修改，最后才由斯大林出面予以批准。

现代派戏剧导演梅耶霍尔德（yerhold，1874‐1940）改编执导的《钦差大臣》因其风格怪异而受到官方的很大压力。

对于苏共的文化政策，本雅明总结为三点：&ldo;教育纲领旨在使工人能够接触所有的世界文学，排斥在英雄的共产主义岁月曾经辉煌的左翼作家，鼓励反动的农民艺术。

&rdo;（15）

本雅明对俄国的文化落后状态给新政权提出的艰巨任务表示理解：&ldo;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们强调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成功后的状况是多么不同于1789年资产阶级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