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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回到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木心?我们该读他的什么呢?
陈丹青:为什么要有这个问题?我当初走去和他近乎,只读了他在《华侨日报》上一篇散文,想都没想过为什么,就此跟他三十年。
九几年吧,阿城在我家和他见面,吃完饭散步,我们在一家人家的花园外停下来。
鸡冠花开了,暮色里很猖狂的猩红色。
当时阿城正在聊京城的现象,即哥们见面就聊政治新闻:“怎么样?今儿有什么重要的事?”
木心对着鸡冠花笑说:“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事。”
为什么是花?为什么“重要”
?
我的意思很简单,中国有这么多作家,我也知道一位,你们来读读他。
我一直姿态很低:你愿意读,你就读读看。
《新周刊》:木心有没有跟你讲过说某某某懂我?
陈丹青:枝枝节节的有。
这本书里十多次提到的李梦熊:也是一辈子独身,音乐家,狂士。
他唯一念念不忘就这一位。
除了杭州林风眠,加上上海美专一位陈姓教授,他没有老师的,也没有相对应的朋友,彻底一个人。
他年轻时有过非正式学生,聊天说话,据说其中几个有才华,后来散了,有的死了,都离开他了。
要谢谢牛陇菲先生有心,他读了《文学回忆录》,立即找到了李梦熊的线索。
《新周刊》:今且看来,木心的读者在文坛之外,反而许多年轻的求知者能理解木心、走近木心,这使您对“恢复传统”
“回到原典”
或“文艺复兴”
有期待吗?
陈丹青:没有期待。
能回常态就不错。
不要拿了木心当“有用”
“有为”
。
无为地读他,反倒或者有用的。
他讲课说,文艺有什么好处呢:写着写着,作者自己好起来。
《新周刊》:他对他自己这辈子是个中国人有说法吗?
陈丹青:从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