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讲做人，有“仁、义、礼、智、信”

这五大标准，而春秋时代的信观念总体说来不在个人修养而在国家之间的外交行为。

860这和一些现代观念有所不同——也许是随着国家性质的变化，现代人会以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无永恒的敌我，乃至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理直气壮地背信弃义，而春秋时代的人们也许要单纯一些，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常常会把信字置于利益之上的。

当然，在古人看来，即便这样也是风气堕落的体现。

前文讲过“古者不盟，结言而退”

，这个“古”

是相对于春秋时代来讲的。

遥想那个古老的年代，再对比战国时代的人质之风，确实会让人感觉“世风不古”

。

细想一想，世风真的是这样不古了吗？人类之间的信任真的是从“古者不盟，结言而退”

退化到歃血而盟，再退化到人质泛滥的吗？所谓“古者”

，有多少托古而勾勒乌托邦的嫌疑呢？百多年来，做这种研究的人不在少数，早从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里使用着近乎于现代人类学的手法一阶一阶地描绘着从动物社群到蒙昧人社群、再到野蛮人社群而终止于现代的各大场景。

其研究虽嫌古老，但主要观点至今仍然经得起考验。

上古时代的人类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是很能激发好奇心的，但在研究手段不足的时代里，这些满怀好奇心的前辈们所能仰赖的大多也只有扶手椅上的哲学沉思了。

曾经很主流的观点是：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从上古的黄金时代退化至白银时代，然后是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虽然在细节上说法不一，但大体无非就是这个思路，如果再加上托古改制和对现实政治世界、道德环境的苦心影射，那就是尧舜禹汤文武了；另一类见解几乎完全相反，认为当下的人类社会就算再糟糕，好歹也比以前的所谓自然状态强得多，当前的最高领导人（主权者）就算再残暴，好歹也比自然状态下不存在领导人的时代强得多——持此论而声名最著者即英国的霍布斯，《利维坦》的作者。

霍布斯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在那个原始的自然状态里，发生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

再者，自《进化论》问世以来，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而新生的社会学领域里，“科学”

思想越发佐证着霍布斯那些“扶手椅上的哲学沉思”

，此类人物以赫胥黎为代表，把人类的早年生活描述为毫无道德伦理观念的野兽混战。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霍布斯和赫胥黎他们单单把握着人类天性中利己的一面，却不知道利他性也是人类由漫长演进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而来的天性之一，更遗弃了早在亚理士多德时代即已存在的关于人类的群居属性的真知灼见，因而其论述不管何等精湛，立论根基早已轰然倒塌。

克鲁泡特金则早在现代学者对人类（乃至动物）的利他性进行深入研究之前，便已经从近乎人类学的视角揭示了问题的这一面——从《互助论》这一书名即可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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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鲁泡特金的视角，原始的社群尽管“野蛮”

、“蒙昧”

，但这只是“文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