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何休的解释，《春秋》托鲁隐公为始受命王，而邾仪父是第一个前来和鲁隐公会盟的，所以孔子借着邾仪父来彰明褒奖之法。

799何休的这个结论是来自邾仪父之称字——他说：邾国在春秋之前已经失去了爵位，按规矩应该称名（邾克，即国名＋人名），也即“在名例尔”

，但这里偏偏称字，自然是褒奖之意。

800何休解释“渐进”

也是这个思路，意思是邾仪父虽是个小角色，但率先投靠，值得表彰，以告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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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森的解释与何休稍有出入。

孔说鲁隐公有贤让之风，邾仪父受到感动，前来会盟，值得褒奖，而邾国后来又追随“春秋五霸”

中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前往勤王，被周天子授予爵位，这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所以，在隐公元年邾仪父会盟鲁隐公就是邾国迈出了进步历程的第一步，是谓“渐进也”

，这是值得褒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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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是孰非很难判断，况且说法还远远不止两种。

再如其《春秋传》历宋、元、明三代官学正统的胡安国，虽然也明确肯定孔圣人在称谓上暗寓褒贬，却说“中国之附庸例称字”

，为了自洽，又把附庸分作了中国之附庸与夷狄之附庸，而这就意味着邾仪父并没有受到孔子的表彰，而是照《春秋》的记事规则理当称字。

胡揣测孔子的想法，上承何休，认为春秋大义在于“公天下以讲信修睦”

，而会盟那套搞法既要宰杀牲畜、又要歃血发誓，神神鬼鬼的，绝不会是孔子所推崇的。

不仅如此，胡安国还把这次会盟称为“私盟之始”

，言下之意似乎是对鲁隐公和邾仪父背着周天子搞这种勾当很是不满。

所以，胡最后还特意点了点公羊一派说：有人说经文这里是因邾仪父第一个来与鲁隐公会盟而称字以示褒奖，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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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的这个解释在暗示着“时代不同了”

，及至清代，毛奇龄批驳此说，认为胡安国自创义例，禁不起推敲。

毛的看法是：胡把附庸分为中国与夷狄两类，前者例称字，后者例称名，此说于典无据。

尤其可怪的是，胡以邾仪父为中国之附庸，以郳犁来为夷狄之附庸，而这两者同出邾子之后，何来中国与夷狄之分？胡安国生编乱造竟一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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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仪父与郳犁来，一为大邾，一为小邾，同源而出，同在山东境内，又同属附庸。

小邾与郳为同国异名，小邾指邾国分支，郳指立国之地。

即便按文化标准来分别诸夏与夷狄，据《颜鲁公行状》，春秋有邾武公，名仪甫，字颜公，后世以其字为氏，是为颜氏，因国附庸于鲁，故子孙世代事鲁，孔门七十二弟子便有颜氏八人，著名的颜渊便在其中，颜真卿亦是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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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大邾与小邾分属诸夏与夷狄之附庸的说法实在是不可靠的，毛奇龄批评之严厉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而赵伯雄对此有这样一番议论：“但在胡氏当年，却是激于时事，有所为而发，为的是要高扬民族意识，有意贬夷狄而进中国；毛奇龄则身处满人统治已趋稳定之清初，不能或不愿再强调华夷之辨，故有可能做更为客观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