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何休那三个气势汹汹的书名，郑玄针锋相对，回应了三本书：《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

在摄政这个问题上，郑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从《公羊传》里找出一句话来：“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摄也。”

——这话的背景是：宋穆公的位子是哥哥传给他的，哥哥当初不传子而传弟，宋穆公感念恩德，后来便立下遗嘱要在自己死后把位子传给哥哥的儿子。

郑玄引的这句话就是宋穆公对他这位侄子说的：“我现在坐这个国君的位子，不过是摄政罢了。”

652言下之意是：我只是暂时代理一下国政，这位子本来就该是你的，最后也一定会还给你的。

郑玄言简意赅，随后又点了一笔：“这是你们《公羊传》自家的话，明明是说摄政，你何休又凭什么非难《左传》呢？”

郑玄诸多驳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一以贯之。

何休无可奈何地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何休和郑玄这些论战作品后来都已散佚，后人只能从各类典籍中辑录而已。

《礼记正义》引《箴膏肓》让我们得以看到郑玄还有一些下文：周公还政于周成王，退归臣子之位，而后才死，怎么可能称“崩”

呢？隐公是死在国君之位的，不称“薨”

又该称什么呢？653

这次论战正值东汉党锢时期，对天下士子影响极大，据王嘉《拾遗记》的说法（也许有些夸张），“及郑康成锋起而攻之，求学者不远千里，赢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

京师谓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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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之后，古文大家服虔从时政应用而非纯粹学理上再驳何休，655《左传》从此开始过上了一段扬眉吐气的日子。

但就上述这个具体论辩的细节而言，虽然郑玄大占上风，但他的分析并不十分严密。

宋穆公说的“吾立乎此，摄也”

，考之具体背景，更像是一番自谦之辞——宋穆公明明就是合法的国君，也明明可以合法地把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

传位给侄子是他高尚，传位给儿子是理所当然。

至于周公当初到底是摄政还是称王，这是整个经学史上的一大疑团，辩者如云，而在《春秋》学里，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着对鲁隐公身份的解读，更在时政当中常为权臣篡位奠定理论基础。

回顾何、郑之争，于称公与称薨的尊卑体例上辨析甚力，而考之其时称谓，也未必都那么严整。

同样身份的人，鲁国自家用的规格常比外国人高，以示内外有别，656至于“卒”

字，不止用在大夫身上，也会被用作通称，657而“死”

字既曾被《尚书》用在大舜身上，又曾被《论语》用在孔子和颜渊身上。

658哪怕一个小小的特例也会影响到对微言大义的把握，何况很多？致力于经学是很容易感觉到左支右绌的。

（2）周公摄政与称王之辩

先秦文献里有不少关于周公称王的记载，而周公还有一个“周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