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此说属实，《春秋》便是一部万世不移的帝王之法，而孔颖达之说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春秋》是一部以教育意义为重的经书，至少，它的教育意义远大于史料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春秋》的写作或编纂属于所谓“观念先行”

，这样一个圣人传统对中国古代史书编纂的影响极大。

当然，也确实有人把《春秋》当作史书，不过，用家铉翁的话来说，这只是“后儒浅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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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也不能苛责古人，意识形态重于客观史实，这一观念堪称源远流长——若论“源远”

，比如杨宽就曾从孟子那里追溯到这种态度，21而早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工作就是依附于现实政治的，如许兆昌所谓“（周代）史官从事记事编史的工作，绝不是为了要保存历史资料以供学术研究，而主要是为了发挥这一行为的政治功效。

史官记事编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

周代史官记事编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监察君臣。

二是为后世立法”

；22若论“流长”

，“文革”

时期连历史照片都会篡改，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

从这里我们倒可以很好地领会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因为历史的面貌似乎并不取决于历史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当下的意识形态需要，甚至，这样一种在现代眼光下看似有些荒诞的观念在古代并不是偷偷摸摸的，而常常是被堂而皇之地奉为圭臬。

从这层意义上说，杜预和孔颖达对始隐问题的解答虽然不一定符合于史实，但无疑是政治上正确的，这同时也进一步泯灭了《春秋》的史学内涵而强化了它的经学意义。

经学当然是远远重于史学的，这个观念长久以来都很少受到人们的质疑。

那么，既然杜、孔言之成理，也算成功解决了《春秋》开篇的一个重大疑点。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这在鲁国正是鲁孝公执政的晚期，鲁孝公的继任是鲁惠公，鲁惠公是鲁隐公的父亲，而鲁惠公元年却是周平王三年，鲁隐公元年则是周平王四十九年——这也就是说，在《春秋》开始的时候，东周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年。

问题由此出现：如果前述杜预的说法成立，那么《春秋》的开端若放在周平王元年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这既标志着东周从此开始，又表示了在编年上是以周天子纪年为本位的，岂不正是“尊王”

之意吗？退一步说，就算一定要以鲁国纪年为本，以鲁惠公元年为开端显然要比以鲁隐公元年为开端“合理”

得多，似乎也更合乎杜预的那番道理。

《春秋》这个不当不正的开端给后人带来了不少麻烦。

仅从历史分期上说，所谓“春秋时代”

就是因《春秋》而得名的，从这层意义来讲，“春秋时代”

应该就是《春秋》纪年的起讫时间。

始年的问题是：一般说周代分为两段，前半段是西周，而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算后半段，是为东周；东周又分为两段，前半段被称为“春秋时代”

，后半段被称为“战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