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思路应该是从周代初年的宗法制度而来。

诸侯立国，成为本国的大宗，嫡长子世代相传，形成所谓“百世不迁”

的局面。

151换句话说，有立国则有立宗，立为大宗则百世不迁。

从周人的这个制度来讲，《公羊传》的上述说法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问题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宗法社会早已解体，社会结构天翻地覆，倘若还用宗法制度下的思路来论说时政，就不免刻舟求剑的意味了。

但是，皇帝需要理论支持，理论也就挺身而出了。

当时汉武帝的意思就是：刘邦曾被匈奴欺负过，这个仇到现在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代了，但根据春秋大义，该报的仇不管隔了多少代也一定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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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牵涉现在这个周文王的问题了。

周文王是周人第一位“受命王”

，接受的是天命委任。

那么，按照公羊理论，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春王正月”

的“王”

自然该是周文王。

清代公羊名家、常州学派祖师庄存与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接受天命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继体。

所谓继体，是继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说自己的王位也是受之于天，只能说是受之于太祖，自古如此。

连周武王那样的圣王都要归命于周文王而不敢自专，何况后世子孙？从文书诰命到政治体制，都打着周文王的旗号，这才是尊祖先、尊天地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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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并不是一个求实风格的学者，154但他举的这个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倒很贴切，这与《论语》“父亲死后，儿子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算孝顺”

的说法155也是比较合拍的。

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于天的那一年定为元年，积极筹备克商大业，可到第七年的时候，壮志未酬身先死，于是由儿子周武王继位。

但周武王并未改元，而是把自己继位的这一年称为“八年”

，行军的时候也带着周文王的灵位（木主156），这都是在强调自己对周文王的“继承”

。

庄存与的解说就是从这层意思而来的，被抽象出来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

考量《公羊传》的这则春秋大义：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看似牵强，但在先秦的宗法社会里，这么说是一点都不错的。

所谓宗法社会，宗统就是君统，家就是国，家长就是国君，这都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和秦汉以后那种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一经三传都萌生于宗法社会，而随着社会从宗法进入专制的转型，旧概念不再适应新社会了，于是，就像在很多社会转型期都会发生的那样，旧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动地沿用了下来，其内涵却已经被偷偷地换掉了。

所以，在汉武帝打匈奴的那个例子里，《公羊传》的九世复仇理论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其实并不适用，汉武帝派出去为自家先祖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并不是汉朝刘家血缘上的亲属，也不是在汉朝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

及至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谈到汉武帝对这一则春秋大义的应用，说儒者大多不赞成公羊家的这个理论，但朱熹力挺汉武帝，说何止九世、百世要复仇，就算万世也要复仇。

就凭这个理论，公羊子便有大功于圣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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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春秋》学上走的是非常朴实的一路，如此力挺复仇大义难免令人感觉诧异。

考察出处，这话出自《戊午谠议序》，其实是借公羊理论来感慨时事的——耻于靖康之变，痛于秦桧之和，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158所谓“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

，159这种感时伤事、借古论今的学风于宋人学风在所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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