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5《公羊传·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何？四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

何讥尔？远也。

诸侯曷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

1516《新五代史·梁本纪》“甲子，皇帝即位”

句下徐无党注：自即位以后，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非此五者则否。

1517[宋]刘敞《春秋传》：鲁史记之例，常事不能悉书备载，《春秋》尽削之，其存什一于千百，以著微文刺讥，为万世法，故曰：非记事之书也。

或笔一而削百，或笔十而削一，削者以笔见，笔者以削见，屈伸变化以著其义，使人深思而自省悟，应问以穷其奥。

1518[元]程端学《春秋本义》自序：孔子何为修《春秋》？明礼义、正名分、辨王伯、定中外、防微慎始、断疑诛意。

其书皆天下国家之事，其要使人克己复礼而已。

三代盛时，礼义明、名分正，上明下顺，内修外附，民志既安，奸伪不作。

孔子生乎此时，《春秋》无作也。

周纲堕、诸侯纵、大夫专、陪臣窃命、吴楚内侵，人道悖于下，天运错于上，灾异荐臻，民生不遂。

孔子既不得出而正之，则定《诗》、《书》，正礼乐，赞《周易》，而常道著矣。

复修《春秋》，即事以立教，而其所书皆非常之事。

人知其事之非常则常道有在。

夫知非常则知己之所当克，知常道有在则知礼之所可复，故《春秋》不书常事，属辞比事，使人自见其义而已。

孟子曰：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

此之谓也。

若邵子谓录实事而善恶形于其中，朱子谓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者，盖有以识夫笔削之意。

若董子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者，又此经之大旨也。

三传者之作固不可谓无补于经也，然而攻其细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遗一事之义，以日、月、爵、氏、名、字为褒贬，以抑扬、予夺、诛赏为大用，执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则辗转生意，穿凿附会。

何、范、杜氏又从而附益之，圣人经世之志泯矣。

后此诸儒虽多训释，大凡不出三家之绪，积习生常，同然一辞，使圣人明白正大之经，反若晦昧谲怪之说，可叹也已。

幸而啖叔佐、赵伯循、陆伯冲、孙大山、刘原父、叶石林、陈岳氏者出，而有以辨三传之非，至其所自为说，又不免褒贬凡例之敝。

复得吕居仁、郑夹漈、吕朴乡、李秀岩、戴岷隐、赵木讷、黄东发、赵浚南诸儒杰然欲扫陋习而未暇致详也。

端学之愚，病此久矣，窃尝采辑诸传之合于经者曰《本义》而间附已意于其末，复作《辨疑》以订三传之疑似，作《或问》以校诸儒之异同。

廿年始就，犹未敢取正于人。

盖以此经之大，积敝之久，非浅见末学所能究也。

尝谓读《春秋》者，但取经文，平易其心，研穷其归，则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义小大相维、首尾相应，支离破碎、刻巧变诈之说自不能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