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点，前文已经介绍过一些，这里再稍作详论。

（2）对《春秋》历法的考订

《春秋》编年纪事，在时间记载上远非无懈可击。

作为史书而言，这倒不能说是很严重的问题，但作为一部经书，而且是一部在日、月、名、字上充满了微言大义的经书，对记时的错误理解很有可能导致对官方政治哲学的严重误读，所以统校《春秋》历法的工作便显得十分要紧了。

早在晋代，杜预就作了这件工作，他编订了一部《春秋长历》，但限于条件，不但推算不精，反而平添出不少错误。

此后直到清代，对《春秋》的历法推算才算渐渐成型。

如清人邹伯奇《春秋经传日月考》，谈到隐公、桓公的正月之设本该建子却经常建丑，宣公、成公之后还常有建亥的时候，还常常《经》这么说，《传》那么说，所依历法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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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的最后一点尤其会对一般读书人造成障碍，因为，如果历法只有一说，即便推算错了，也很难看得出来，但如果对同一件事，《春秋》说是三月，《左传》说是五月，甚至《春秋》说是今年，《左传》说是明年，这就让人费解了，正如王韬所谓“合于《经》者不合于《传》，未免说有所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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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据《〈侯马盟书〉丛考·历朔考》：“我国东周时期，周王朝的历法比较混乱。

由于不能对诸侯‘颁朔’（公布朔日），都是由各国的史官自己推算。

鲁国自从文公以后，置闰往往不够准确，每逢闰月就不能在宗庙举行告朔典礼。

所以，《春秋》一书所记的朔闰，有许多是不准确的……《春秋》写鲁国的历史。

鲁国主要奉行周王朝的历法，正月应为建子。

但是，因为历法混乱，正月在隐、桓二公时为建丑，而在庄、闵二公时，有时为建丑，有时又是建子。

僖公时也大致如此，但偶然有时是建寅或建亥。

文、宣、成三公时，大多数年份为建子，有时是建丑或建亥。

襄、昭、定三公时大多为建子，有时是建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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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如此不密，又不统一，连年份都可能是错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看年、月，只看纪日，那么，就在鲁隐公元年的两年之后，“自《春秋》隐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至今，近三千年的日干支连续记载，未曾错乱，堪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长的纪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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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法的准确与否，对政治理论是存在杀伤力的：如果当真如董仲舒所谓“统正，其余皆正”

，那么《春秋》记载当中这许多的“统不正”

倒可以解释这二百四十二年间礼崩乐坏、战乱频仍了。

《春秋》的历法问题早就让古代学者们很伤脑筋了，既有诸侯国各行其历的现象（比如晋国用的是夏历），又有推算不准的情况（如前述），如此一来，《春秋》时不时就会给解读历史事件造成误导，还凭空让一些经师们解读出许多深刻的微言大义。

于是，校订《春秋》历法便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从杜预的《春秋长历》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的《时令表》、《朔闰表》，研究日益精湛。

章太炎曾从义理出发推论出《春秋》使用周正，但再怎样无懈可击的义理、再怎样深刻的微言大义，最好也要建立在“事实正确”

的基础上，即张之洞所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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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实考据而论，现在已经基本可以断定两点：一是《左传》和《春秋》的历法龃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左传》杂采各国史料，而各国所用历法不一，《左传》也没作好统一校订的工作；379二是《春秋经·隐公元年》虽然“理应”

用周正而建子，实际却是合殷正而建丑——如果按“三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