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

这是说大火星的出现按夏历是在三月，按商历是在四月，按周历是在五月。

这话就说得相当明确了。

“改月”

倒也不会给实际生活造成多大障碍，比如现在使用公历，相对于农历来讲不但改月，而且改日了，但大家还都照旧生活，没多少人会觉得这有多大的不变。

然而，如果季节的说法也跟着变了，那就麻烦得多，而《春秋》恰恰就存在这个问题。

《春秋》在月份之前往往冠以季节之名，比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就是说：“鲁隐公元年，春天，周历正月”

。

但是，周历正月是夏历十一月，而夏历十一月无论如何也不该算是春天。

本来按夏历的划分，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改成周历之后，居然还是一、二、三月是春天……这么排列下来的，月份一改，连季节也跟着改了。

古人称季节为“时”

，所以把这一改动称为“改时”

。

可是，如果季节当真被这样改动过，难免会给农耕社会带来很大困扰。

所以，如果《春秋》的时间记录当真是鲁国一代代史官忠实所记，如果鲁国当真奉行这样一种不但改月、而且改时的历法，这实在是难以想像的。

但是，考察西周及春秋的其他文献，会发现那时人们所说的春夏秋冬完全是本来意义上的（即夏历的）春夏秋冬，丝毫没有“改时”

的迹象，而能够证明存在“改时”

的记载却一例也找不出来。

赵的结论是：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

倒是有的，但绝对没有“改时”

。

赵、杨的分歧于此可见。

杨说：“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

《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

190而赵的意思却是：《春秋》之“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