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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如果涉及三统、五始这类问题,历史考据是一条线,政治理念又是另一条线。
隐公元年不是周正建子而是殷正建丑,这个考订放到现在只是一个史实问题,可要是放在过去,不但有可能动摇经学根基——至少“五始”
不全,“体元以居正”
也居错了位;甚至更严重的是:还可能动摇国本,即政权之“统”
不正!
那么,隐公元年这个历法之差会不会仅仅是一个细节小错而已呢?张闻玉在《铜器历日研究》里作过一个统计:《春秋》隐、桓、庄、闵四代共63年,其中49年建丑,8年建寅,6年建子;僖、文、宣、成四代共87年,其中58年建子,16年建丑,13年建亥。
如此一来,“事实明摆着,春秋前期建丑为多,少数失闰才建子、建寅,而没有建亥的;春秋后期建子为正,少数失闰才建亥、建丑,没有建寅的。”
由此出发追溯西周,“如果我们再用大量铜器历日验证,西周一代行丑正,不行子正。
因为是观象授时,肉眼观察,必有失闰。
少置一闰,丑正就成为子正;多置一闰,丑正就成寅正。
个别铜器记载‘十四月’,说明西周历制粗疏,再失闰还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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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
之说若被击破,经学家们开宗明义的春秋大义就要大打折扣了。
“春王正月”
也就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历法疑云。
但是,即便在史实考据上已经可以板上钉钉,真正影响历史的却往往并非史实本身。
在一些公羊家的政治理念里,“春王正月”
断句为“春王,正月”
一样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
而左学家也讲义理。
就在对“元年春王正月”
这句经文的阐释上,左学家的义理阐发不但不很逊色于公羊家(如刘歆之文,即便时至近代,大学者如章太炎虽然已经重视起了金文证据,但仍然推论这里的断句应当是:“春王,正月”
,说“王”
的真实涵义就是三统),甚至在时代上也并不比公羊家为迟——能追溯到战国的吴起和汉初的贾谊身上。
章太炎议论《左传》,说公羊家之“五始”
在《左传》里虽然未被明言,却也潜藏其意,只是少了个“公即位”
,是为“四始”
,而且,《左传》不仅叙事,也讲义理,对“元年春王正月”
的义理阐释甚至比公羊家还早。
简述章说:《说苑·建本》载魏武侯向吴起打听“元年”
的意思,吴起以“慎始”
为议论,《贾子·胎教》也有类似的说法,而吴起和贾谊都是治《左传》的早期学者,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里,《公羊传》还没有形诸文字,所以他们对“元年”
义理的阐发肯定不是从《公羊传》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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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最后的推论稍嫌武断,因为《公羊传》那时虽然没有成书,口耳相传的事却未必没有。
但无论如何,早期左学家对春秋大义的深刻阐发确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