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到底是父母所生，还是感天而生，这是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一个重要辩题，许慎和郑玄就为此打过笔墨官司。

312但这个空桑的传说倒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史记·孔子世家》就记载叔梁纥和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

孔子的这个野合出身，直到现在还惹得很多人在打笔墨官司，认为这个难听的词语用在孔子身上，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大有渎神一般的罪过，殊不知野合本是周代的正当风俗，丝毫也没有伤风败俗的意味，而在汉人那里，这个新版本的野合不但不是渎神，反而是在造神。

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对这一古老风俗大感隔膜，大概也没机会见到汉代纬书（隋炀帝曾对纬书搞过一次相当严厉的禁毁活动313），于是辗转弥合，把“野合”

解释成叔梁纥老夫少妻，不合礼数。

314（司马贞这个“为贤者讳”

的作法大大符合于公羊学传统。

315）

在神秘主义潮流之下，孔子既是黑帝之子，便称玄圣。

《庄子·外篇·天下》有“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

。

玄圣与素王并称，两者又与帝王天子对举，使这个《天下》篇看上去很像是汉人的作品。

于是，孔子变成了摩西，《春秋》也就变成了上得天启、下垂万世的摩西十诫。

黑帝之子的身份把孔子纳入了五德终始的轮回系统里去，终于成就了他受命于天的素王形象。

而在世俗的一面，经学的神学化也给儒家知识分子们带来了一分神圣的使命感，所谓天、地、君、亲、师，其中君与师都是得自于天的，道统和君统一样有着神圣的源头，董仲舒、何休便都是乘着这一传统而来的。

令人奇怪的是，董、何各为两汉大师，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颇为不同，甚至迥然有别。

王应麟谈到公羊学术，说董的“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

两句话深得孔子心法，司马迁也从董仲舒那里学得了纲领之正。

而考之《公羊传》，却发现书中并没有公羊学里大名鼎鼎的谶纬之文与黜周王鲁之说，推其原委，这恐怕都是何休搞出来的。

苏轼说何休是公羊之罪人，晁说之也说何休有负于公羊之学，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这些名目都是何休私自的发明，本来就不是《公羊传》里的学问，何休还作《公羊墨守》要捍卫公羊学，实在没有道理。

316

对何休评价如此之差，主要因为何休虽名为公羊大师，但过分脱离了《公羊传》的文本，自己生发出了许多奇谈怪论。

这就让我们看到，所谓春秋大义，其实多是公羊大义、榖梁大义或者左氏大义，和《春秋》本身的关系不是很大，而在公羊大义之内，属于《公羊传》本身的内容竟然也不太多，反而有不少都是书中全然没有的何休大义。

苏轼还有过这样一个评语：要说奇谈怪论，“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