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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春秋》学当中,又先以公羊学为重,同为今文经系统的《榖梁传》有时会与公羊学并列争锋,而《左传》作为古文经,则长久以来被视为史学而非经学,又常常被批评为“不传《春秋》”
(即《左传》单独是一部史书,和《春秋》并无关系405)。
后来学风嬗变,《公》、《榖》一度被《左传》压倒,甚至几成绝学,及至清代中晚期,公羊学才又在改良派的手里变成了变法维新的理论利器。
公羊学一向很重视政治上的实用性。
从这《公羊传》一开篇便即看到其中“经术”
而非“经学”
的内容,果然细腻而实际。
但公羊学付诸实用,好像也有过闹笑话的时候——清人俞樾《春在堂随笔》记录过自己和宋翔凤的一次聊天,宋先生感慨时下的士子不读经书,不通经义,引述《公羊传》时,竟把其中最简单的一个句子都理解错了,还居然拿高分了!
俞樾说:你也别太苛责,人家好歹也算读过《公羊传》,至于引述经文不合本义的事情,古代早就有过。
当初汉光武帝刘秀下诏立太子,诏书上说:“《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刘阳是皇后之子,应该继承大统。”
俞樾议论道:皇帝诏书,用的正是《公羊传》“立子以贵”
的道理,但“立子以贵”
所适用的情况,是因无嫡子而于庶子中选立继承人,东海王刘阳既是皇后之子,自是嫡子,立嫡子的规矩分明是“立嫡以长”
,看来这份诏书根本就没弄明白“立子以贵”
到底是什么意思。
——俞樾很无奈地说:汉代通晓公羊学的大有人在,可这位执笔写诏书的人却糊涂到这种程度。
宋先生您看看这段历史,也就别太苛责咱们当下的这些年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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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说的这件事,很像是权力曲解学术的一个例子,而事实上,俞樾讲得并不准确。
当时光武帝是先有改立皇后之举(即废黜原来的郭皇后,改立阴丽华为皇后),而换皇后就意味着要换太子。
于是,郭皇后所生的太子被废,阴皇后所生的东海王刘阳被改立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明帝。
所以,光武诏书中的“立子以贵”
看似误解了《公羊传》所阐释的春秋大义,实则是有着很现实的政治隐义的——既然原来的郭皇后已经不再是皇后,而阴丽华成了新皇后,那么,皇后所生的长子当然该是太子,太子的生母当然该是皇后,于是,两任太子的一废一立也就顺理成章了。
作为学者的俞樾只是提到了光武诏书中对经义的误用,却没提到这个“误用”
在当时是别有用心而恰如其分的。
光武诏书这件事原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旧注即引用《公羊传》的这段名言:“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桓公何以贵?母贵也。
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总之,不管光武帝诏书的对错与否,毕竟这是一个政治上灵活运用经术的经典例子。
《公羊传》的嫡庶考量,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过一些极著名的事件。
当然,批评者也是有的,洪迈《容斋随笔》就曾谴责《左传》和《公羊传》各有所谓“春秋大义”
遗祸后世,其中就有这个“子以母贵,母以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