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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到底是父母所生,还是感天而生,这是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一个重要辩题,许慎和郑玄就为此打过笔墨官司。
312但这个空桑的传说倒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史记·孔子世家》就记载叔梁纥和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
孔子的这个野合出身,直到现在还惹得很多人在打笔墨官司,认为这个难听的词语用在孔子身上,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大有渎神一般的罪过,殊不知野合本是周代的正当风俗,丝毫也没有伤风败俗的意味,而在汉人那里,这个新版本的野合不但不是渎神,反而是在造神。
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对这一古老风俗大感隔膜,大概也没机会见到汉代纬书(隋炀帝曾对纬书搞过一次相当严厉的禁毁活动313),于是辗转弥合,把“野合”
解释成叔梁纥老夫少妻,不合礼数。
314(司马贞这个“为贤者讳”
的作法大大符合于公羊学传统。
315)
在神秘主义潮流之下,孔子既是黑帝之子,便称玄圣。
《庄子·外篇·天下》有“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
。
玄圣与素王并称,两者又与帝王天子对举,使这个《天下》篇看上去很像是汉人的作品。
于是,孔子变成了摩西,《春秋》也就变成了上得天启、下垂万世的摩西十诫。
黑帝之子的身份把孔子纳入了五德终始的轮回系统里去,终于成就了他受命于天的素王形象。
而在世俗的一面,经学的神学化也给儒家知识分子们带来了一分神圣的使命感,所谓天、地、君、亲、师,其中君与师都是得自于天的,道统和君统一样有着神圣的源头,董仲舒、何休便都是乘着这一传统而来的。
令人奇怪的是,董、何各为两汉大师,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颇为不同,甚至迥然有别。
王应麟谈到公羊学术,说董的“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
两句话深得孔子心法,司马迁也从董仲舒那里学得了纲领之正。
而考之《公羊传》,却发现书中并没有公羊学里大名鼎鼎的谶纬之文与黜周王鲁之说,推其原委,这恐怕都是何休搞出来的。
苏轼说何休是公羊之罪人,晁说之也说何休有负于公羊之学,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这些名目都是何休私自的发明,本来就不是《公羊传》里的学问,何休还作《公羊墨守》要捍卫公羊学,实在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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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何休评价如此之差,主要因为何休虽名为公羊大师,但过分脱离了《公羊传》的文本,自己生发出了许多奇谈怪论。
这就让我们看到,所谓春秋大义,其实多是公羊大义、榖梁大义或者左氏大义,和《春秋》本身的关系不是很大,而在公羊大义之内,属于《公羊传》本身的内容竟然也不太多,反而有不少都是书中全然没有的何休大义。
苏轼还有过这样一个评语:要说奇谈怪论,“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