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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远没有就此了结。
研究者越多,答案也就越多,很多答案都可以自圆其说却难以证伪其他说法,更让人心生恐惧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答案竟大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汉人相信《春秋》是孔子预先为汉朝制订宪法,对之犹为推重,加上谶纬流行,钩玄索微之风日甚。
《春秋》上启鲁隐公,下迄鲁哀公,共历鲁国十二君,二百四十二年,在一些汉代经师眼里,这些数字显然不可小觑。
王充在《论衡·正说》里展示了当时的这一典型学风:有人讲《春秋》,说鲁国十二君,这个数字和一年十二个月相当,这是效法天数,总共二百四十二年,有人解释《春秋》的二百四十二年,说这是上寿九十年,中寿八十年,下寿七十年,孔子是根据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
王充很较真地辩难道:“就算三八二十四,可这和《春秋》全部编年还差两年,如何解释?”
——的确,如果说这些数字当真含有什么深意的话,这两年之差肯定不该被忽略过去。
这问题在当时也是存在解释的,王充介绍说:“那些经师认为,如果死卡着二百四十二年,《春秋》就该从鲁隐公三年开始才对,但始年总不能不当不正,孔子这才往前挪了两年,把《春秋》始年定在了隐公元年。”
王充随后又罗列几种当时的流行说法,一番分析比较之后,认为大家都求之过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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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数字上大动脑筋之处在所多有,毕竟也是一脉学风使然,尤其是天、地、人交相匹配,更如以岁星十二纪为“天道备”
来解释殷商之君都是十二岁举行冠礼,28又如以天上二十八宿配地上十二州的分野,以北斗、南斗之形规划首都长安的南城、北城,正所谓“东井应天文,西京自炎汉。
都城北斗崇,渭水银河贯”
,29虽然秩序井然,但毕竟以想像的成分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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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工作仍要继续,及至唐代,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啖助之语重新作解:孔子到底为什么要修《春秋》,“三传”
并无详说。
讲《左传》者认为孔子修《春秋》是秉承周公之志——孔子之时周德衰微,典制礼仪不复旧观,孔子这才根据鲁史修成《春秋》,匡正周礼,继往开来;公羊家却说孔子作《春秋》,贬低周室,尊鲁国以为王室(“黜周王鲁”
),把周朝“文”
的风格变回殷商“质”
的风格;榖梁家又说:平王东迁之后,周室衰落,天下动荡,王道驰废,孔子忧心而作《春秋》,为的是表彰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
,使好人上进,使坏人害怕。
31——这一说法的源头算来应是孟子,他曾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32啖助也好,他人也罢,许多解析《春秋》缘起的想法都是从孟子之言生发而来的。
从啖助这番话看来,“三传”
经师各执一辞,其中一些分歧已经不能说是细节上的龃龉,而是原则上的对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