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知道，乾隆皇帝之所以先后六次&ldo;下江南&rdo;，是有很多原因的。

第一，乾隆皇帝&ldo;下江南&rdo;，与黄河的治理的确有很大关系。

康熙皇帝当年南巡主要是为了视察水利，乾隆皇帝也说：&ldo;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

&rdo;在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中，有五次是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

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一看。

第二，乾隆皇帝&ldo;下江南&rdo;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笼络人心。

凡是乾隆皇帝经过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减免了赋税。

乾隆皇帝对接驾及办差的官员大加赏赐，加官晋爵；将一些原来受过处分的官员恢复原职。

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品，还要赏赐他的子孙功名。

在南巡途中，乾隆皇帝一方面多次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另一方面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亲自命题考试。

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

如浙江省大修海塘，他就以《海塘得失策》为题。

取得一等成绩的考生，立即授予官职，这样就选拔了许多实用的人才。

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

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的四分之一左右。

试题均由乾隆皇帝亲自出。

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

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

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成为学界泰斗，有的成为诗文书画大家。

先以第一次取中的8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写了《二十二史考异》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

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

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