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意识形态色彩,为双方寻找缓和与合作的基础。戈尔巴乔夫强调:建立新国际安
全体系、建立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人道主义化和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确
立与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共处关系,强调要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仅仅
并且完全通过和平竞赛的方式进行。”
美国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表示赞赏。由于放弃对抗和逐步接触,美苏关系有
极大的改善。结果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反差,戈尔巴乔夫在国内的威信不断下降,而
西方受欢迎的程度越来越高。1990年美国总统布什在向苏联人民发表的新年讲话中
表示:美国支持苏联的改革里程。
九、和平演变·无硝烟的战争
所谓“和平演变”政策,是一种西方政府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的压力,在
反思20年代直接的军事干涉和经济制裁惨败原因之后所被迫采取的间接和迂回的政
策。它是一场以利用苏联政府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国内的各种社会矛
盾为途径的“和平政治攻势”。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也
是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反映。西方政府和战略家们都注意到苏联国内紧迫的民族问题
和自50年代中期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急剧上升。早在40年代末,乔治·凯南就特别强
调苏联的民族问题是可资利用的工具,“我们可能期待一个新的俄罗斯,它将不把
压迫的枷锁强加于具有民族自决的本能和能力的其他民族身上。”杜勒斯在1959年
表示:“即使在共产主义国家里,也有一股渴望扩大民族自由的强大而坚持不渝的
情绪。”1960年初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布的第十号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
事务》中提出:“通过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压力来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好战
的一面,将是一个逐步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取决于时间的推移和适当条件的
创造。”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1963年10月12日的一次演说中强调:“斯
大林主义的恐怖和压迫的最黑暗的长夜过去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主义的力量显
然正在起作用。”
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共产主义是对“我们自己以至整个
自由世界极其危险的力量”,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他提出比遏制政策“更为有力
或更为主动”的“解放政策”,即以和平的方法,“解放铁幕后的卫星国”,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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