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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损失，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

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lejeudelaouretdelaort》（5）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不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三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言语道断佛家语。《璎珞经》：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言语道断，原意是不可言说，这里表示悲愤到无话可说。

（3）死地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在三月二十日的时论栏发表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蔑爱国青年激于意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jian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指责徐谦等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同时该文还恶毒攻击共产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三月二十二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胡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他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4）没齿而无怨言语见《论语宪问》。没齿，终身之意。

（5）《lejeudelaouretdelaort》《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之一，作于一九二四年。其中有这样的情节：国约议会议员库尔跋齐因反对罗伯斯庇尔捕杀丹东，在议会投票判决丹东死刑时，他放弃投票，并中途退出会场；

同时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个被通缉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发。他的朋友政治委员会委员加尔来到他家，告以委员会要他公开宣布对被通缉者的态度；在他拒绝以后，加尔便给予两张事先准备好的假名假姓的护照，劝他带着妻子一同逃走，并告诉他已得到罗伯斯庇尔的默许。鲁迅这里所举的就是加尔在这时候对库尔跋齐所说的话。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2）。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3），宣统年间用“革党”（4），民二以后用“乱党”（5），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

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6）。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为“整顿学风”（7）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暴动”。

可惜竟没有。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恶。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但次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8）发表了。因为他们“啸聚群众”，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啸聚男生”（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语）一样，“啸聚”了带着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的群众。以这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那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而况自己又不到场，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但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9）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10）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11）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12）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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