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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政权却只能忍气吞声。
因为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时,所有的资源都在士族手里,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
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别无选择,只好让出实权和实惠,甚至尊严和体面,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连这都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士族对于皇室的态度,是只共治不共存。
在他们看来,家族的门第声望远比国家政权重要,因此,可以为了保全家门而拥护中央,却绝不会为了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
为此,即便放弃中央或改换门庭甚至卖身投靠,也在所不惜。
要知道,当时无论南北胡汉,都承认门阀制度和士族特权。
既然如此,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34]
这样的士族,简直就是帝国的癌细胞。
不过治疗的方案却让统治者为难。
篡晋的桓玄,建宋的刘裕,都主张动手术;后来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则似乎倾向于保守疗法。
事实上,正是由于刘义隆和萧衍在起用寒门的同时也善待士族,这才各自有了数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东晋就病入膏肓。
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监之治也罢,都不过回光返照,之后则是更加不可救药的堕落。
梁亡前,国土面积已经最小,社会风气已经最坏,世家子弟已经最不中用。
侯景杀进来时,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着玉器饿着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里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
他并非不努力,却无论怎样都事与愿违:善待宗室却众叛亲离,调和士庶却势同水火,以德治国却道德沦丧,建立信仰却失魂落魄。
他就像陷入了沼泽,越是挣扎,灭顶之灾就来得越快。
只不过这沼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民族和社会的。
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片沼泽地吗?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里?
整合的力量
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那年(公元529年),拜占庭帝国颁布了《敕法汇集》。
由于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tian)下令编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后,十六人的委员会又完成了《法学汇编》、《法学总论》和《法令新编》。
其中,《法学汇编》被称为&ldo;罗马法的圣殿&rdo;,《法令新编》则用希腊语写成。
四部法典合起来统称《民法大全》,并被公认为是西方法律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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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称为&ldo;最伟大的立法者&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