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假装听不懂小米的话，但心里却为自己的古板和委琐感到羞愧。

雪后初晴的早晨小米跳上南行的火车，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但是由力钧介绍来的西藏朋友开始像潮汛一样涌到我这里来。

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成群地登门作客。

整个冬天我至少接待了十来拨力钧的朋友，他们或者是力钧在拉萨新结识的朋友，或者是在旅行途中结识力钧的陌生路人，每人都带来了力钧亲笔写的便条。

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灾难性的季节，我必须以好酒好菜和自己的床铺招待他们，可我平素一直经济拮据，于是我只能到处借钱，我借来的钱有时又被来客借去，我知道他们能否归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我认为他们的事业比我重要，也比我更需要钱。

那个叫老刚的人是在一个更冷的冬夜登门的。

他的体格魁梧健壮，满脸灰黑色的络腮胡子，但说话的声音却柔韧而富有弹性，他像一个北方农民盘腿坐在我的床上，破烂的尼龙袜子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萨特与海德格尔相比是肤浅的，只有力钧这样初出茅庐的人才会迷信萨特。

老刚不停地用纸条卷起莫合烟抽，他的神态安详而自信，我记得他在说话过程中突然跳下地，走到宿舍窗前用双手摇撼着铁条窗栅，他说，为什么要钉这些铁条？你看看你自己，就像一个囚徒被关在牢笼里！

我解释说宿舍的窗户都是这样的，老刚突然大吼一声，不，把它砸碎，把它砸碎你才可以获得自由。

老刚眼睛里突然迸发的一道白光使我敬畏而惶惑。

老刚来去匆匆，临走时他明确地要求我为他们的一份叫做《高原思想》的刊物捐资，我告诉他我一文不名，连菜票都要向学生要。

老刚就笑着抓住了我的左手，他指着我腕上的手表说，你还有一只手表，我们许多朋友已经在为《高原思想》卖血了。

我摸着手表犹豫的时候，老刚又说，不要留恋身外之物，你应该知道思想比手表更为重要。

我终于无法抗拒，那只父亲送我的手表后来不知被老刚典卖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在学院的名声渐渐变得很坏，力钧当年的悲剧在我身上重演，我欠了一屁股债。

我躲着那些曾借钱给我的人，而另外一些人也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我，唯恐我一张嘴就要借钱。

那段时期我情绪消沉，郁郁寡欢。

我知道是力钧在千里迢迢之外将一张魔网罩住了我，我必须逃脱这张魔网了。

我的工作调动原因就缘于力钧，说起来显得荒唐，事实上确实如此。

到了秋天，我已经到另一所学院任教了，我的生活变得平静而美满，当然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也恋爱了。

有时我把力钧给我带来的厄运告诉女友小韦，小韦对这事愤愤不平，她说，什么好朋友？这样的朋友不如不要，等他什么时候自己跑来了，你看我怎么教训他？

但力钧自己终于没来这个城市，我想这是我将工作调动刻意隐瞒起了作用，或者是我的回信中充斥了大量牢骚和埋怨，使力钧感到有所不安了。

秋天匆匆过去，冬天就来了。

没想到冬天一到力钧的信也到了。

我不知道力钧是怎么知道了我的新的通讯地址，在这封长信中力钧告诉我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和小米已经互相厌倦直至分道扬镳，这个消息在我的意料之中。

令我吃惊的是力钧说他对西藏已经找不到感觉，说他很快就要离开西藏去徒步考察黄河流域文化了。

最后力钧兴味盎然地告诉我，他的一个诗人朋友将在元旦前夕来访，他以为与那个诗人朋友交谈将对我有所裨益，他还认为那个诗人目前虽然穷困潦倒，但未来也许会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

力钧的朋友又要来了。

我已经无法摆脱这种焦虑和恐慌。

我如临大敌，元旦前夕和小韦一起匆匆到她祖母家住了几天，后来我回到学院宿舍，看见门口的水泥地上躺满了长短不一的烟蒂，想像那个诗人在我门前久久等待的情景，我说不清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后来我还在烟蒂堆里捡起了一些撕得粉碎的纸屑，似乎是那个诗人即兴创造的新作，可惜无法把它们拼凑起来，只有一块纸屑上的字是我所熟悉的，我情不自禁大声地念了出来：

在路上在路上

关于力钧离开西藏的原因有种种传说。

我的几个大学同学从西藏回来说，力钧在失去小米以后终日借酒消愁，有一天他在酒醒以后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一支苍凉古朴的陕北民歌，力钧被深深地打动了，正是这支陕北民歌使力钧暂时忘却了失恋的痛苦，也正是这支陕北民歌使力钧最后踏上了浪游中国的漫漫长途。

他们告诉我小米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孩，她抛弃力钧投向老刚的怀抱，半年后又被博学多思的老刚所抛弃，最后小米南下广东，彻底告别了以前的生活，据说小米在某个海滨城市从事一种难以启齿的职业。

我想起那些遥远的朋友，他们像浮动的岛屿朝各个方向浮动，他们离我越来越遥远了。

每当我收到力钧在浪游中国途中寄来的明信片，看到东南西北美丽的自然风光，看到那些不断变化的模糊或清晰的邮戳上的地名，看到力钧一如既往的充满激情的箴言赠语，我总是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

我觉得青春是一簇月季花，有的正在盛开，有的却在凋零和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