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律背反——这个词由康德首创，一般用来表示两个同具真理性的命题彼此对立。

正题与反题针锋相对，但似乎都有颠扑不破之魔力，于是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烦恼，引起永不休止的争执和探索。

其实背反就是矛盾，矛盾并不可怕。

有矛盾才有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有矛盾才证明人们的认识还大有可为。

文学创作中是否也有“二律背反”

？

作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个命题当然很对。

中国早有古训：“文以载道。”

文学总是用来表达一定的思想，怎么少得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大家，其创作曾明显得益于他们精深的理论素养。

茅盾若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学来了阶级分析法，不大可能写出《子夜》。

鲁迅若不是接触了达尔文和尼采的理论，也不一定写得出《呐喊》和《野草》。

理论是启发智慧磨砺思想的利器，是进入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必经之途，也是一个作家写出黄钟大吕之作的重要依托。

且慢，作者无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个命题难道就错了吗？中国也早有古训：“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严羽）”

文学主要是用形象思维，任何正确的概念都无法代替或囊括形象本身的丰富内涵。

相反，作者的理论框框多了，倒常常造成思想束缚形象，造成概念化和图解——这是多年来很多作者的教训。

在作者政治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不要提出文学家都成为理论家的苛求吧，给作者的艺术直觉留下地盘吧。

曹雪芹并没有剖析封建集权社会的高深理论，不也写出了理论家所写不出的《红楼梦》？萨特是作家中的理论富翁，但他的小说是不是倒少去了很多活气和灵气？

作者须照顾多数读者的口味——这个命题的真理性显而易见。

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当然应该为多数人喜闻乐见。

传说古代白居易的诗能传诵于妇童之口，遍题于寺观驿站之壁。

还传说柳永的词也颇能深入群众，“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当代更不用说了，天安门革命诗歌不胫而走，蒋子龙的乔光朴几乎家喻户晓，这岂是钻进“象牙塔”

的结果？这个传统难道不应努力继承？……我对此深以为然，所以对大多数读者可能不太关心的主题，对他们可能不太习惯的手法，常常抱着谨慎的态度。

慢点，作者无须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这个命题是否就荒诞不经？少数读者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

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置于什么范围而言？湖南花鼓戏的观众在全国来说算不上多数。

儿童文学也不能引起“大多数”

青壮年的兴趣。

思想艺术价值更不取决于作品读者的多寡。

《红楼梦》的读者就比《七侠五义》的读者少，也肯定比香港电影《三笑》的观众少。

王蒙和高晓声的作品，也不一定比通俗读物《王府怪影》更畅销。

我们还是让各种风格的作品各得其所和各有地盘吧，让作者们抛掉迎合读者的顾忌，大胆表现自己的个性吧。

只要是真正“曲高”

，“和寡”

算得上什么罪名？

作者须很讲求政治功利——这个命题曾一度是革命文学的宗旨。

文学离不开政治，当代的政治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想完全超脱政治差不多只是疯人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