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出于对接班人的忧虑，高宗才提出了&ldo;如大事不决，以武后意见为准&ldo;的原则，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制衡措施。

以上的种种，是高宗考虑了多时，在临死前与裴炎定下来的。

对武后的防范和对李哲的制约，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全。

但是，高宗人在的时候都无力解决的事，死后凭一纸遗诏就能定下乾坤吗？

我们再来分析武则天这时的心理。

武则天当然看明白了这遗诏的奥妙，知道自己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

她当然大为失落。

以她的性格和20多年来的习惯，如何能甘心就此放弃，去当一个甩手太后？

她在这一期望间，所思所虑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能获得独立的执政权。

她的势力，已经大到完全可以这样做，但要是公开违背遗诏，总还是有所顾忌。

事态进入了最微妙的状态。

客观地讲，在高宗驾崩之前，武则天并无更大野心，她对夫妻店的模式十分满意。

虽无最高统治者之名，但有最高统治者之实，又何乐而不为？所以，她还是真心希望高宗能好起来。

因为高宗一走，局面会怎样？谁也不好估计。

她对权力的更进一步的野心，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

失去权力的危险和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同时降临在她面前，她决不会犹豫！

当然，这种思想转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在高宗死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完成的。

中国的政治，就是人的政治。

人在与人不在，大不一样。

一些诡异之事，在高宗的丧期里就开始频频发生。

按照高宗遗诏的部署，太子李哲应在十二月初六在灵柩前继位，七天后正式册立为新君。

按照古代惯例，在这几天的过渡期内，虽然还没正式册立，但只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发号施令。

国家事务，也一天也不能停转。

可是谁也料不到，唯一的顾命宰相裴炎，在这时候忽然插上了一杠子。

他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忽然提出，嗣君既然还没正式受册，也没开始听政，那么就不宜发号施令。

这几天的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奏议，然后由武则天以&ldo;天后令&rdo;的形式，下达到门下省执行。

这个建议，石破天惊，使裴炎一下就成了改写大唐历史的人物之一。

他这个建议，其实并没有前例可循，以前都是老皇帝一死，太子就成为实际上的新皇帝并开始执政，大臣们哪里会有异议？而且，更为可怪之处是，他的建议与遗诏的关键点正好背道而驰。

高宗遗诏说&ldo;军国大事不决&rdo;之时，才听取天后的意见，而裴炎的建议则是任何事情都由宰相议定，呈报天后，再由天后发话。

而&ldo;天后令&rdo;又是下达到门下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