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在柏林的一场音乐会上，我认识了知名的美国艺术歌曲演唱家苏珊·梅特卡夫，演出结束后，她到后台向我表示祝贺。

她向我提起对西班牙歌曲的兴趣，我表示愿意帮助她整理一套曲目。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一起工作；次年春天，我们在纽约州的新罗歇尔结婚，那是她当时居住的地方。

在那之后，由我替她伴奏，我们一起在欧洲和美国举行了好几场音乐会。

然而，我们并不适合彼此，这份关系没有维持多久，过了许多年之后才离婚。

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并不幸福，不过，当然，这种事不谈也罢。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里，最快乐的回忆是关于那些非正式的小型音乐聚会。

通过那些聚会，我会定期跟朋友见面，纯粹为了自娱而演奏。

那些聚会成了我们之间一项珍贵的习惯，你可以称之为一种仪式，虽然就一般的意义而言，那些聚会跟仪式毫无相似之处。

通常我们会聚在蒂博家的小客厅里，一般说来会有四五个人。

我们这一群包括尤金·伊萨伊、蒂博、克莱斯勒、皮埃尔·蒙都、柯尔托、鲍尔、乔治·安奈斯可，还有我。

安奈斯可最年轻，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从罗马尼亚来到巴黎，当时大约二十岁。

他是个感觉十分灵敏的年轻人，相貌英俊，具有纤柔而诗意的气质，小提琴和钢琴都演奏得极好，而且已经谱写出令人赞叹的音乐。

我们很快就成为挚友。

蒂博家的聚会于暮春或初夏展开，在音乐会季节终了时，我们的巡回演出也都已结束。

我们这一群朋友会从世界各地前来相会，有如返乡的鸽子：尤金·伊萨伊刚从俄国巡演回来，克莱斯勒从美国回来，鲍尔从亚洲回来，我则可能是从南美洲回来。

我们多么盼望这一刻！

我们会一起演奏，纯粹只是对演奏的热爱，不必去想音乐会的节目单或时间表，也不去想乐团经理、票房、观众和乐评家。

就只有我们和音乐！

我们演奏双重奏、四重奏、室内乐，任何我们想要演奏的曲子。

我们默契十足，不停变换角色：这一次由某人演奏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或中提琴，下一次就换别人。

有时弹钢琴的人是安奈斯可，有时则是柯尔托。

通常我们会在晚餐后碰面，我们会一直演奏。

没有人在乎时间，几个小时就这样飞逝，偶尔我们会停下来吃点儿东西或喝点儿什么。

等我们演奏完毕离开蒂博家时，往往已是清晨。

这些美好的聚会终将曲终人散，一九一四年的动乱撼动了我们的人生，一如撼动了千百万世人的人生。

那年夏天，克莱斯勒被征召入伍，加入奥地利军队。

这个温和开朗的天才穿上士兵制服的模样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而他是俄国前线最早负伤的一批士兵又多么令人震惊！

鲍尔在不久之后移居美国，尤金·伊萨伊则迁往伦敦……

战时，我们那一群朋友中有几个仍然在缪丽尔·德雷珀家中聚首合奏，她是当时住在伦敦的美国社交名媛。

我们在一间称之为“洞穴”

的地下室演奏。

那其实是个很迷人的地方，有舒适的座椅，散放着大大的垫子。

然而，在那儿演奏无法真的像在巴黎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