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丘琮追忆,作为晚清著名诗人的丘逢甲,并不希望子孙沉湎于诗文,而是将建功立业放在第一位:诗亦为抒写胸怀陶冶性灵之文艺耳,无关大旨。大丈夫当建业立名,为国为民牺牲,不可但图自了也。同样否定&ldo;但图自了&rdo;,丘逢甲之迥异于时贤,在于其明确意识到&ldo;办学&rdo;也是头等功业,也需要&ldo;为国为民牺牲&rdo;的心志与能力。以&ldo;社会&rdo;而非&ldo;朝廷&rdo;作为献身的目标,这与前面提及的&ldo;乡土情怀&rdo;不无关系。在&ldo;服务桑梓&rdo;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ldo;民间意识&rdo;,摆脱传统的以&ldo;庙堂&rdo;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此乃近代中国另一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丘逢甲之选择远离权力中心的独立兴学之路,与其秉承&ldo;家教&rdo;,故&ldo;和平忠厚,笃信程朱之学,一以躬行实践为主&rdo;,出而任事则&ldo;坚苦能耐,毅然不避艰险&rdo;[28],大有关系。但将其放在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来考察,我们会发现丘的思路虽非&ldo;主流&rdo;,但并不孤立,起码章太炎、严复、黄遵宪等都有类似的设想。相对而言,章、严、黄等的立说更为时贤以及后人所关注,丘则不太为人注目。为什么?这里牵涉到岭东的地理环境、文化氛围、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格特征。当然,还有近代岭东之文与学在整个中国文化布局中的地位。
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作为晚清有数的大诗人,丘逢甲的&ldo;立言&rdo;,颇为时贤及后人所珍重。但这并非其主要志愿,就像中国历史上无数胸有大志的骚人墨客一样,丘氏也有&ldo;立功&rdo;与&ldo;立德&rdo;的自我期待。《重晤梁辑五光禄话旧》中关于&ldo;咏诗&rdo;的歌吟,看似自我表彰,实则隐含着牢骚与不满:风雅都从变后奇,古来词客惯哀时。
可怜倒海倾河泪,独立苍茫但咏诗。对于&ldo;穷而后工&rdo;的诗人来说,晚清天翻地覆的大变局,固然为其驰骋想象、抒发情怀提供了极好的时空;可于风云变幻之际,只能&ldo;独立苍茫但咏诗&rdo;,其实也是&ldo;不得已而为之&rdo;。
单凭&ldo;不以诗人自限&rdo;,其实不足以显示丘氏的特色。说白了,此乃千古文人&ldo;永远的遗憾&rdo;。问题是,倘若天遂人愿,诗人又能何为?这一追问,方才凸显丘逢甲的眼光与胆识。按照常人的思路,所谓&ldo;得志&rdo;,不外获得朝廷重用,身居高位因而&ldo;大展宏图&rdo;。这种&ldo;入世情怀&rdo;,不管搀杂多少个人权力以及金钱的欲望,还是习惯性地被作为&ldo;济世雄心&rdo;来表彰。而丘逢甲则明显摒弃此&ldo;公私兼顾&rdo;的追求。同时内渡诸公,经过一番努力,多已谋得一官半职,唯有丘氏仍坚持独立办教育,为什么?
其时正在汕头主持岭东同文学堂的丘逢甲,吟《重送王晓沧次前韵》六首,其中有&ldo;江山霸气消沉尽&rdo;的悲愤,有&ldo;竞争世界论天演&rdo;的睿智,有&ldo;钓龙台上啸寒烟&rdo;的闲适,但最关键的,还是以下这两句:&ldo;才人从古不宜官,置汝髯参短簿间&rdo;;&ldo;一官便具奴才性,谁是英雄出此圈?&rdo;以如此决绝的口吻,自断官路,使其&ldo;在野&rdo;,不再是古已有之的&ldo;待价而沽&rdo;。
与孙中山等在海外发起以&ldo;排满&rdo;为口号的反抗运动相比,这种因蔑视&ldo;奴才性&rdo;而拒绝进入官场,似乎显得境界不高。但略微调整视线,不难发现,远离&ldo;保皇&rdo;与&ldo;革命&rdo;之争的丘氏,将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承担,落实在社会桑梓的改良,而不是朝廷皇上的恩赐。这一点,其实大有新意,很值得重视。在丘氏看来,中国自秦以降实行&ldo;集权中央政府&rdo;,使得只有&ldo;一二亲贵强有力者&rdo;才有义务和能力&ldo;主国是,持风会&rdo;。这一制度,迫使所有&ldo;胸有大志&rdo;者,都首先必须投入到为占据要津而进行的残酷搏杀中。好不容易&ldo;积年劳至卿贰,天下望之巍然&rdo;,其实也仍然无关国事之兴衰。还不如凭借一己之良心与学识,&ldo;归而讲学于郡邑&rdo;,起码还可&ldo;以其学说陶铸当世人才&rdo;,并且影响一时一地之&ldo;人心风俗&rdo;[29]。将以集权中央为唯一指向的&ldo;政治斗争&rdo;(暂不论其是非正邪),转化为以建设地方为主要目标的&ldo;社会改良&rdo;,在20世纪中国,始终不被看好;但作为一种很有影响的潜流,不时浮出历史地表,依旧可能引起史家的关注。
只有从这个角度,僻居岭东一隅的丘逢甲,其所作所为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因为,即便如丘氏所言,&ldo;岭东之兴学也,自汕头之同文学堂始。今则韩江上下游数百里间,学风之盛,不下于他流域。其引新潮而大之,论者皆推同文&rdo;[30],仍然是&ldo;神州大局,岂遂藉此挽回&rdo;?不曾撼动&ldo;神州大局&rdo;的丘逢甲,之所以引起史家的关注,在于其思想前卫,而不是功勋卓著。从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看,丘氏起码对知识者所直接面对且亟待解决的几大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答案。首先是如何改造中国,其次是坚持什么立场,第三是哪来推进动力,第四则是何处寻找思想资源。
尽管在具体人事关系上,丘逢甲不喜欢康有为,而对孙中山则大有好感。但既然将&ldo;兴办学堂&rdo;作为改造中国的主要手段,这一选择,决定了其思想路线更接近于温和的&ldo;改良派&rdo;,而不是激进的&ldo;革命派&rdo;。由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贡献,不少研究者刻意渲染丘对于&ldo;革命&rdo;的支持,且将其&ldo;办学&rdo;说成是为&ldo;辛亥革命&rdo;培养人才。这一论述思路,潜在的心理背景是,&ldo;革命&rdo;的意义必定远高于&ldo;教育&rdo;。但实际上,近代中国的不少仁人志士,选择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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