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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此后还会有人上书献策,但设想最高当局接纳&ldo;王者师&rdo;的&ldo;耳提面命&rdo;,并改变其大政方针,几乎是痴人说梦。现代的政治家自有主张,不需要学者来发布预言,更不能允许其&ldo;蛊惑人心&rdo;。想想胡适献《淮南王书》以及胡风的十万言建议,最好的结局也不过&ldo;免于追究&rdo;其&ldo;狂妄自大&rdo;。在某种意义上说,&ldo;学生们&rdo;之&ldo;不要当大官&rdo;,很大程度是&ldo;不能,非不为也&rdo;。政、学分途,并非是每个读书人都愿意接受的事实。

这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主张&ldo;学术独立&rdo;的学者,摇身一变,甚至比官员还要&ldo;官员&rdo;。

谈论现代中国学术,很难绕开康有为。梁启超撰《南海康先生传》,称20世纪新中国史开卷第一页,&ldo;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rdo;。这一&ldo;精神事业&rdo;,主要体现为政治思想,也包括教育与学术。在我看来,康氏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疑经辨伪、托古改制以及以经术作政论。前两者为学术思路,第三则是治学方法。但康氏的思路与方法,其实大有关联,都可看作清末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晚清今文经学兴起,一受国势衰微刺激,一为汉学专制反弹,自梁启超、钱穆、侯外庐再三陈说,已为国人所熟知。从龚自珍、魏源以下的今文经学家,与&ldo;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rdo;的庄存与、刘逢禄辈尚有不同,就在于其表面谈论的是经术之是非,骨子里关注的却是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大势。康有为将这一治学路数推到极端,对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有所评价: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ldo;致用&rdo;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ldo;为经学而治经学&rdo;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ldo;经学&rdo;不同于今人所理解的作为学科分类的文史哲,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学肩负着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阐释的重任。不同学派对&ldo;经&rdo;的解释不同,可推导出一系列政治决策,故经学既是&ldo;学&rdo;,也是&ldo;政&rdo;。梁启超所标榜的&ldo;为经学而治经学&rdo;,只有在经学的权威已经失落、科举制度已经取消、学校也由培养&ldo;王者师&rdo;转为训练专家学者,才可能被接受。《清代学术概论》成书于1920年,对&ldo;学术&rdo;的理解,尤其是对今文经学的批评,明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经学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学术研究。从政者谈经与治学者说经,旨趣大有区别。前者讲求服务于一时一地的政治决策,后者必须遵循相对独立的学术理路。治经不可能完全不受社会思潮或政治集团的影响,但学者之追求实事求是或希望经世致用,还是对其学术风格起决定性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晚清的今古文之争。

说简单点,古文经学将孔子视为史学家,六经皆史,史的问题可以通过名物训诂来解决,有是也有非,学界自有公论。今文经学将孔子目为政治家,重在发掘其文字符号后面的微言大义。对于&ldo;微言大义&rdo;,文字训诂基本不起作用,重要的是解释框架。而且,义理之是非,往往一时无法公断。借用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的思路,一是史学研究,一是哲学阐释,二者立场迥异。

问题在于,单是阐释义理,不足以服人,于是康有为也讲考据。&ldo;新学伪经&rdo;、&ldo;孔子改制&rdo;,这都是事实的求证,而不是义理的阐发。既然讲考据,就必须遵循考据的理路。批评者多从这里入手。考据确非康氏所长,目光如炬的思想家,作考据往往主题先行,然后循环论证。例如,为了证明六经皆孔子所作,康有为是这样立说的: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主,故必然作六经;如不作六经,孔子仅为后世的贤士大夫,不成其为教主;只有知道六经确为孔子所作,&ldo;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尊者乃可明也&rdo;(《孔子改制考》卷十)。如此循环论证,更多的借助于信仰而不是学理,难怪考据家大不以为然。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最后一个&ldo;王者师&rdo;(2)

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康有为之最大贡献在于力反乾嘉以来之考据崇拜,别辟一讲求义理之新径;可惜《新学伪经考》等仍从考据而来,与自家宗旨不合。而以考据治经,非康氏所能胜任,因其&ldo;皆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群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rdo;。

这种指责,其实当年广雅书院山长朱一新已有言在先。1891年《新学伪经考》刻成,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其中以朱一新之贻书诘难,以及康氏之答辩,最有学术价值。朱氏的批评,或许可以代表绝大部分汉学家的观点:&ldo;治经者,当以经治经,不当以己之意见治经。&rdo;像康有为那样,&ldo;凡古书之与吾说相戾者,一皆诋为伪造,夫然后可以唯吾欲为,虽圣人不得不俯首而听吾驱策&rdo;,在朱氏看来,实在是&ldo;凿空武断,使古人衔冤地下&rdo;。主张发掘孔子大义之学的康有为,根本不在乎朱氏考据失实的指责,反过来嘲笑&ldo;今日之害,学者先曰训诂&rdo;。这既是一种论辩的策略,也与康氏讲求经世致用的学术理想相关。

就在《新学伪经考》刻成的1891年,康氏的另一部著作《长兴学记》也问世了。这部为广州长兴里开堂讲学所著之学规,篇幅很短,影响却很大。特别是其明确提出义理、经世、考据、词章四门,对晚清学术思想的发展至关重要。此前戴震、姚鼐、章学诚都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之说,尽管所用术语略有差异。曾国藩开始称为学之术有四:义理、考据、辞章、经济。这一说法似乎与康有为很接近,但曾氏重心落在义理,与康氏之注重经世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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