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不仅同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思想批判形成鲜明的对照，更为有趣的是，这一政治参与的趋向正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之时获得了根本性的扭转。

在这事件中一直站在德雷福斯一边的名作家左拉，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和首领。

当1898年左拉在《晨旦报》（l&39;aurore）上发表震动一时的名文《我控诉》时，他所要控诉的对象显然不仅仅是错判德雷福斯上尉的有关军事机构，而是针对一切有违公理正义之现象。

当他自愿入狱服刑一年之时，其维护的自然也不仅仅是德雷福斯一个人的权利，而是为普遍的人权价值准则获得尊重而奋力抗争。

从现在看来，左拉的《我控诉》也是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普遍价值准则的维护者所发出的时代声音。

然而这一时期没有持续多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使知识分子的振摆荡向了政治参与一边。

共产主义在苏联落地所激起的耀眼的理想光环，将知识界引向了对地上天国的由衷的憧憬，同时旋即而来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等政治事变，都强化了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海市蜃楼式美好将来的信奉。

50年代前大部分法国知识分子，或者说他们中间最杰出的部分，都是共产主义的忠诚信奉者。

哲学家尼藏（pnizan）、勒菲弗（rlefebvre）、诗人阿拉贡（laragon）、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agide）都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萨特虽然一直没有进入党内，但宣布是法共的同路人，并由于政治信念的分歧而与同学兼同事阿隆决裂（萨特与阿隆曾共同发起创立《现代》杂志）。

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向左倾斜，为某种政治的意识形态所左右的现象，自然也受到少数人的质疑。

1927年自称为&ldo;自由人&rdo;的法国作家邦达（jbenda），推出火药味很浓的小册子《文人的背叛》（lestrahindesclercs），谴责知识分子放弃维护理性原则的天职，自动退出社会批判的岗位，依附于特定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权威之下。

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背叛！

然而发人深思的是这位在1927年高呼背叛的邦达，在其生命的晚期（40年代后），也开始为苏联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

法国当代知识分子为意识形态所左右的趋向，一直要到70年代苏联在斯大林治下的专制暴行大白于天下之后，才发生根本改变。

1979年6月26日，为援救越南&ldo;船民&rdo;，萨特与阿隆握手言和，被一些舆论看成是知识分子由政治参与向理性、人道原则回归的历史性标志。

80年代末以来，苏东剧变，给西方精神生活层面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东西对垒的世界战略态势的结束、第三世界的淡出、欧美的经济不振、亚洲脱颖而出、西方社会结构失调等一系列变化，一下子将知识分子扔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

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加快了进程，作为&ldo;社会的良心&rdo;的知识精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面对和解释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已成为目前知识分子的第一要务。

以研究影视传媒的社会功用而异军突起的社会学家德布雷（rdebray）最近说，自费尔巴哈以来，知识分子的首要作用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而今天正好反过来，当务之急乃是解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