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甲申,史家们应该是有话可说的。或者从李自成的角度,或者从朱由检的角度,或者从多尔衮的角度,都有话可说。我只想说说崇祯之死。
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死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享年二十五岁(虚岁)。他的死意味着明朝的覆亡,明朝的遗老遗少们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中有的人阖家自尽,或自缢,或投井,或自焚,义无反顾地表达不事二主的忠君之心;有的人为了延续明朝的国祚而多方奔走:有的人改换门庭,走上归顺新朝的坦途。因此各色人等对崇祯之死的看法,不可能是清一色的。
当清朝定鼎之后,金戈铁马声渐渐消散,人们以冷静理智的思考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已故的崇祯皇帝的盖棺论定,还是颇有一点历史主义倾向的。
康熙初年,协助浙江学政谷应泰编写《明史纪事本末》的张岱,以崇祯一朝的邸报为基础写成了崇祯朝纪传体史书《石匮书后集》,他对崇祯这位亡国之君是赞誉有加的:
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乃竟以萑苻(原意为泽,引申为盗贼出没之处)剧贼,遂至陨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之为愈也。
看得出来,这位陶庵先生对崇祯是颇有好评的,但他也并不是一味推崇,还指出了&ldo;先帝&rdo;的两大失误。其一就是把宫中的内帑看作&ldo;千年必不可拔之基&rdo;,不允许人臣动用,于是&ldo;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rdo;,终于导致九边军十数年无饷可领,无衣可穿,何以羁縻天下!其二就是过于刚愎自用,&ldo;焦于求治,刻于理财,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番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rdo;,一言以蔽之,叫做&ldo;枉却此十七年之励精&rdo;!
陶庵所说是言之成理的,比如他批评崇祯不准动用内帑银两用于军饷,以致军队士气不振,就是突出的事实。据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记载,李自成从宫中搜出的金银是惊人的:&ldo;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rdo;如此庞大的积储,何至于发不出军饷!许重熙还说:&ldo;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怅。&rdo;他不好意思批评&ldo;先帝&rdo;吝惜,只能假定他并不知道内帑的家底,不过无论如何总是令他感到怅惘的事。
康熙年间蜚声文坛的全祖望,写了一篇《明庄烈帝论》,其基调就是:庄烈帝(即崇祯)并非亡国之君,但也不能推卸亡国的责任。他说:&ldo;庄烈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rdo;。他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能辞其咎:一是听任宦官干政,二是拒绝与清朝议和。他分析道:&ldo;大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贼也,力屈于东,是以祸蔓于西。&rdo;他的意思是,如果当时能够与清朝议和,抽出身来全力对付李自成和张献忠,以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这三员大帅的精兵,用于东征(与清朝作战)虽然不足,用于西征(与李自成张献忠作战)却绰绰有余。那样的话,其结果就不一样了:&ldo;再假之数年,而西方晏然,李、张之首枭矣。&rdo;
这是明末历史最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是最难以展开的话题,简而言之,就是&ldo;攘外&rdo;与&ldo;安内&rdo;究竟谁先谁后的问题。因为&ldo;攘外必先安内&rdo;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敏感话题,讳莫如深,史家或避而不谈,或反其道而行之。然而在一个正常的清明的社会,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不存在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的问题。
仔细考察明末的历史,就会发现,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皇帝而言,安内与攘外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正如《流寇长编》的作者在自叙中所说:&ldo;京陵迫于边塞,才动风尘便成人恐,而敌兵岁至,寇锋日竞,守外则失内,击内则失外,其欲款外以专内者,举朝谯呵,使不得毕其语。&rdo;大臣们并非不知道&ldo;攘外&rdo;与&ldo;安内&rdo;两线作战决不是上策,但谁都不敢提倡与清军议和,全力对付&ldo;安内&rdo;战场。
崇祯十年,这个僵局被杨嗣昌打破了。正在家乡披麻戴孝&ldo;守制&rdo;的他,被皇帝夺情起复,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兵部尚。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触及这个敏感话题,在《犬马十年遇主疏》中提出摆脱内外交困的三人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杨嗣昌把&ldo;必安内方可攘外&rdo;,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反映了他的胆识。在此之前兵科给事中颜继祖也提出过&ldo;灭奴先灭寇&rdo;的主张,但失之空洞,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杨嗣昌却分析得头头是道,无怪乎崇祯皇帝要拍案叫绝:&ldo;恨用卿晚!&rdo;
&ldo;攘外必先安内&rdo;,其实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政治准则。张居正早在隆庆二年的《陈六事疏》中提到&ldo;固邦本&rdo;时,就明确地说:&ldo;欲攘外者必先安内。&rdo;人们决不会以此谴责张居正大节有亏。杨嗣昌此时此地慎重其事提出&ldo;必安内方可攘外&rdo;,当然并不是重复张居正的套话,而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武装两次突破长城要塞南下所构成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ldo;流寇&rdo;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孰先孰后,是无法回避的重大战略抉择。几天以后,他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再次展开分析: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ldo;流寇&rdo;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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