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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则在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给朋友成仿吾写信道:“这本书的翻译,给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
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没有去过日本的毛泽东,对河上肇也留有很深印象。
至今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还陈列着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1960年率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的野间宏回忆,毛泽东对他说过:“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
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
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最初对日本革命的期望,要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的期望。
1922年1月25日,《真理报》刊载季诺维也夫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称“日本是远东的钥匙”
,“没有日本革命,远东的经济革命都是小杯里的小风暴”
;认为在日本发生的革命,将会左右在中国乃至在整个远东发生的革命。
但是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
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发起组织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
;宣言中提出“彻底废除阶级制度”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劳动问题”
。
在日本政府镇压之下,该党只存在了一天。
1908年,日本政府捏造了个企图谋杀天皇的“大逆事件”
,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被捕,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处死刑。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在第三国际帮助下,日本终于成立了共产党,但发展艰难。
虽然片山潜等日本革命者与俄国革命先驱普列汉诺夫1904年就在荷兰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了联系,但日本革命除了理论探讨,一直不能进入实施阶段。
因为日本已经为另外一种主义——法西斯主义聚集了足够的能量。
毛泽东1928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却没有任何日本人或共产国际的任何革命者写一篇《日本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够存在》。
进而再写一篇:《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日本存在并疯狂发展》。
二、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有人便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
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
北一辉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
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
,来实现“共产制度”
或“社会的共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