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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下乡时,线条没跟我去云南插队。
她跟父母下了干校,其实是瞄着李先生而去。
当然他们的情形不一样,下干校时,线条是家属,爱干不干,十分轻松。
而李先生是托派分子,什么活都得干。
后来不说他是托派了,干校是工人师傅主事,又觉得这龟xx血肿不顺眼,继续修理。
当地农村之活计有所谓四大累之说,乃是:
打井,脱坯,拔麦子,操茓。
除了最后一项,他哪一样都干过。
再加上挑屎挑尿,开挖土方,泥瓦匠,木匠小工;初春挖河,盛夏看青。
晚上守夜,被偷东西的老农民揍得不轻。
幸亏是吃牛肉长大的,身体底子好,加之年龄尚轻,不到三十岁;要不线条准是望门寡。
现在系里的人说起李先生,对他下干校时的表现都十分佩服。
说他一个海外长大的知识分子,能受得了这些真不容易。
更难得的是任劳任怨,对国家,对党毫无怨言,真是好同志,应该发展他入党。
但是李先生说,他背着龟xx血肿的恶名,恐怕给党抹黑—一还是等等吧。
线条说,李先生那时的表现真是有趣极了。
叫他干啥就干啥,脸上还老带着被人打包时的傻笑。
她觉得龟xx血肿这大et简直是好玩死了。
要不是干校里耳目众多,她早就和他搞起来了。
后来李先生自己对我说,老弟,我们是校友,同行,又是同事,当年你还给我送过馒头,这关系非比寻常。
所以,告诉你实话不妨。
在干校的时候,我正在发俗懂,觉得自己着了别人的道儿。
像我这样学科学方法的人,也有这种念头,实在叫人难以置信。
但是想到我在大陆遇到的这些事,又是血肿,又是托派,又是满头大包,实在比迷信还古怪。
还有一件更古怪的事:每天下工以后,床上必有一张纸条。
所以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得罪了人,正在受捉弄。
第一个可疑分子就是我大学时同宿舍的印度师兄。
有一回我嫌他在房间里点神香,就钻到厕所里弄点声音给他听,一连扳了七八下抽水马桶。
这下把他得罪了,他就叫我做起噩梦来,一梦三年不得醒转。
既然碰上了这样的非自然力,还是乖乖屈服为好,免得吃更大的苦头。
李先生在干校里的事就是这样。
李先生在下干校时,我在云南插队,认识了陈清扬,不再把线条放在心上,但是有时还想到贺先生的事。
我想出了贺先生为什么临死时要叫小孩走开,这是因为在他死时,不喜欢有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