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第1页_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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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1页）

（八）

我在村中住，众推无比方。昨日到城下，仍被狗形相。或嫌袴太窄，或说衫少长。撑却鸡子眼，雀儿舞堂堂。

（九）

痴后生，作事不真实：未读十卷书，强把雌黄笔；将他《儒行篇》，唤作《盗贼律》。脱体似蟫虫，咬破他书帙。

拾得与丰干的诗大概出于后人仿作，故不举例了。

后记

这一章印成后，我又在唐人冯翊的《桂苑丛谈》（《唐代丛书》初集）里寻得“王梵志”一条，其文与《太平广记》所载相同，而稍有异文，其异文多可校正《广记》之误；大概两书同出于一个来源，而冯氏本较早，故讹误较少。冯翊的事迹不可考，但《桂苑丛谈》多记咸通、乾符间（八六〇—八七九）的事，又有一条写“吴王收复浙右之岁”，吴王即杨行密，死于九〇五年。此书大概作于九〇〇年左右，在《太平广记》编纂（九七八）之前约八十年。今钞此条全文如下，异文之傍加圈为记：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一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撤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七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及问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志”。[曰]（似应有“曰”字）“我[王]（似脱一“王”字）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义旨。盖菩萨示化也。

（一九二七，十二，八，胡适补记。）

第14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

唐帝国统一中国（六二三）之后，直到安禄山之乱（七五五），凡一百三十年间，没有兵乱，没有外患，称为太平之世。其间虽有武后的革命（六九〇—七〇五），那不过是朝代的变更，社会民生都没有扰乱。这个长期的太平便是灿烂的文化的根基。在这个时期之中，文化的各方面都得着自由的发展；宗教，经学、美术、文学都很发达。太宗是个很爱文学的皇帝，他的媳妇武后也是一个提倡文学的君主；他们给唐朝文学种下了很丰厚的种子；到了明皇开元（七一三—七四一）天宝（七四二—七五五）之世，唐初下的种子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唐太宗为秦王时，即开文学馆，招集十八学士；即帝位之后，开弘文馆，收揽文学之士，编纂文籍，吟咏倡和。高宗之世，上官仪作宰相，为一时文学领袖。武后专政，大倡文治；革命之后，搜求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其时贵臣公主都依附风气，招揽文士，提倡吟咏。中宗神龙、景龙（七〇五—七〇九）之间，皇帝与群臣赋诗宴乐，屡见于记载。如《大唐新语》云：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俚工贾无不夜游。马车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此条引见谢无量《大文学史》六，页三四。《唐代丛书》本《大唐新语》无此条）。

又《全唐诗话》云：

十月，中宗诞辰，内殿宴，联句……帝谓侍臣曰：“今天下无事，朝野多欢。欲与卿等词人时赋诗宴乐。可识朕意，不须惜醉。”……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昭仪上官婉儿，上官仪之孙女）选一篇为新翻御制曲。群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百怀之。惟沈佺期、宋之问二诗不下。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陡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

这种空气里产生的文学自然不能不充满了庙堂馆阁的气味。这种应制之诗很少文学价值。六朝以来的律诗到此时期更加华丽工整。沈佺期、宋之问最工律体，严定格律，学者尊奉，号为“沈宋”。这种体裁最适宜于应制与应酬之作，只要声律调和，对仗工整，便没有内容也可成篇。律诗的造成都是齐梁以至唐代的爱文学的帝后造作的罪孽。

但当日君臣宴乐赋诗的环境里，有时候也会发生一点诙谐游戏的作物。《隋唐嘉话》云：

景龙中，中宗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下兵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

回波尔持酒卮。兵儿志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于是乃罢坐（“回波”是一种舞曲）。

又中宗受制于韦后，御史大夫裴谈也有怕老婆之名，宴乐的时候，有优人唱《回波乐》云：

迦波尔持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祗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本事诗》）

又《开天传信记》云：

天宝初，玄宗游华清官。刘朝霞献《贺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其赋首云：

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办有司之供具，命驾幸于温泉。天门轧然，开神仙之逼塞；銮舆划出，驱甲仗而骈阗。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蹋胸兮豹拏背。珠一团兮绣一团，玉镂珂兮金钑鞍……

其后述圣德云：

直获得盘古髓，搯得女娲氏娘。遮莫你古来千帝，岂如我今代三郎？（明皇称李三郎）

其自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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