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空相中,其心无所乐。
若悦禅智慧,是法性无照。
虚诳等无实,亦非停心处。
仁者所得法,幸愿示其要。
慧远答一偈:
本端竟何从?起灭有无际。
一微涉动境,成此颓山势。
惑相更相乘,触理自生滞。
因缘虽无主,开途非一世。
时无悟宗匠,谁将握玄契?
末问尚悠悠,相与期暮岁。
这竟是晋人的说理诗,意思远不如鸠摩罗什原偈的明白晓畅。罗什是说话,而慧远是做诗。慧远不做那无韵的偈体,而用那有韵脚的中国旧诗体,也许他有意保持本国风尚,也许那时中国的大师还做不惯这种偈体。但六世纪的和尚便不同了。《续高僧传》卷十九有慧可答向居士偈云:
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
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
愍此二见之徒辈,伸词措笔作斯书。
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这便是有韵脚的白话偈了。慧可死于六世纪晚期,他是一个习禅的大师,后来禅宗称他为此士第二祖。《续传》说他“命笔述意……发言入理,未加铅墨”;又有“乍托吟谣”的话;大概慧可是六世纪一个能文的诗僧。
这四项——民歌,嘲戏,歌妓的引诱,传教与说理——是一切白话诗的来源。但各时期自有不同的来源。民歌是永远不绝的;然而若没有人提倡,社会下层的民歌未必就能影响文士阶级的诗歌。歌妓是常有的,但有时宗教的势力可以使许多艳歌成为禁品,仅可以流传于教坊妓家,而不成为公认的文学。嘲戏是常有的,但古典主义盛行的时期,文人往往也爱用古典的诗文相嘲戏,而不因此产生白话文学。传教与说理也因时代而变迁:佛教盛行的时期与后来禅宗最盛的时期产生这一类白话诗最多;后来理学代禅宗而起,也产生了不少的白话说理诗:但理学衰落之后,这种诗也就很少了。
唐朝初年的白话诗,依我的观察,似乎是从嘲讽和说理的两条路上来的居多。嘲戏之作流为诗人自适之歌或讽刺社会之诗,那就也和说理与传教的一路很接近了。唐初的白话诗人之中,王梵志与寒山、拾得都是走嘲戏的路出来的,都是从打油诗出来的;王绩的诗似是从陶潜出来的,也富有嘲讽的意味。凡从游戏的打油诗入手,只要有内容,只要有意境与见解,自然会做出第一流的哲理诗的。
从两部《高僧传》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佛教推行到中国的智识阶级的时候,上流的佛教徒对于文学吟咏,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四世纪的风气承清谈的遗风,佛教不过是玄谈的一种,信佛教的人尽可不废教外的书籍,也不必废止文学的吟咏。如帛道猷便“好丘壑,一吟一咏,有豪上之风”(《僧传》五)。他与竺道壹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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