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护士干扰好事，我们让两个人站在门口望风，只要她们一过就设法拖住。

两个人在外边大概看守了一刻钟。

我们又把几个枕头堆垫在莱万多夫斯基侧着的身后，小孩由阿尔贝特照看。

于是我们转身背对着他们，黑斗篷很快便钻到被窝里去了。

我们这边也有说有笑海阔天空地谈论着，还拿出牌来。

我手气不错，拿了一手梅花牌，有四张杰克，一圈便赢了。

我们几乎想不起那边的莱万多夫斯基夫妇。

不一会儿，阿尔贝特用尽一切办法都止不住那孩子的哭声了。

细细地吸吮声音响起，我无意抬头，只见那孩子已在母亲怀抱里了，嘴上还咬着一个奶瓶。

约翰的事情已经完成。

我们好像是一个大家似的，彼此又近了一步。

莱万多夫斯基眉开眼笑了，汗水早已满身都是，而那女人却一副精神十足的样子。

约翰把花提包里的鲜嫩的香肠，挥舞小刀分切成片，让他的矮女人微笑着分给我们吃，她头发蓬乱但却漂亮多了，我们都叫她妈妈。

她便很亲热地为我们打一打枕头。

几个礼拜过去了，每天早上我得到山德尔学校去接受治疗。

我要在那里把勒得硬绷绷地一条腿变得能够活动起来。

胳膊已经痊愈了很长时间了。

再从前线送来的病号，便由过去布料绷带改用白色皱纸绷带了。

前线非常匮乏那种纱布绷带。

阿尔贝特的腿也很快恢复起来了。

已基本上愈合了伤口。

听说就要给他接人工假肢了。

但那些日子他却越发阴沉着脸，沉默寡言了。

经常说着话便戛然而止，呆滞地盯着前方，要没我们这些人，他早就死了。

不过这两天，他已渐渐有所好转了。

也经常凑过来看我们一块玩牌。

我准许休假回去几天。

母亲更憔悴了，她拉着不让我走开。

不久我便又被调到团里，再次奔赴前线。

我真有些不舍得阿尔贝特&iddot;克络普，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但这种朋友在部队已经很平常了。

我们已不习惯一周一周地计算时间了，刚来时还是冰封的冬日，炮弹炸起的弹片和冻土四处飞射都很危险，转眼间，却已草木嫩绿了。

我们却在战场和营棚之间来回地调换生活着。

我们对于战争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已经习以为常了。

就像癌症和结核，重感冒和拉痢疾一样，只是在战场上死亡来的更快、更残酷、手段更多一些罢了。

我们大脑就像一块可以随意改变形状的泥团。

平时它平平整整地很完好，一打仗上了战场它便被轰炸的光怪陆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