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证人们一致认为那个粗嗓门儿的是法国人，而那个尖嗓门儿的，人们的说法就不一致了。

杜邦说：“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据，不过这还算不上具有特殊性的证据。

你没注意到特殊的地方，然而确实存在需要注意的特殊之处。

你说，证人们对粗嗓门儿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是那个尖嗓门儿的，就众说纷纭了，这就是特殊之处。

一个意大利人、一个英国人、一个西班牙人、一个荷兰人，还有一个法国人，都试图对它做出解释，他们每一个人都认为那声音是一个外国人的。

每一个人也都确凿地认为那人不是自己国家的人。

每个人都说那人说的不是他们国家的语言，而是一种外国语。

法国人认为那人说的是西班牙语，‘如果他懂西班牙语，也许就会听清一两个字了。

’荷兰人坚持认为那人讲的是法语，不过报上也说了，‘他不懂法语，所以通过翻译来提供证词。

’英国人则认为那人说的是德语，而他本人却‘不懂德语’。

西班牙人则说那‘肯定’是英语。

可他本人不懂英语，只是从语音语调上听出是英语的。

意大利人相信那人讲的是俄语，可他‘从未同真正的俄国人交谈过’。

而第二个法国人的看法却与第一个大相径庭，他坚信那人讲的是意大利语，他和那个西班牙人一样，是根据语音语调做出的判断。

你瞧，这人的声音简直太神了，咱们不妨做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声调，欧洲五大语种的人听起来都不熟悉！

你也许会说，说不定是亚洲人或非洲人呢。

然而巴黎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毕竟不多。

我暂且不否认这种推论，我现在只想提醒你三点：有一个证人说这个声音‘与其说是尖锐的，不如说是粗暴的’；有两个证人说它‘又快又乱’。

没有一个证人说它是清晰易懂的。”

杜邦接着说道：“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你对我的见解做何看法。

不过我却完全可以说，即使仅仅从证词的这一部分——关于粗嗓门儿与尖嗓门儿的这一部分——咱们就已经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从而产生出一种疑问，这疑问本身便为破案的进展方向指明了道路。

我刚才说‘合理的推论’，不过这几个字还没有充分表达出我的意思。

我是想说，这个推论是唯一合理的，这个推论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必然产生出那个疑问来。

然而，那个疑问究竟是什么，我现在还不准备说。

我只是希望你记住，对我本人来说，这已足以告诉我要采取什么方式。

这个结论给我指明了方向，于是我去那个房间进行调查。”

“现在咱们再回想一下那间卧室。

咱们在卧室中首先调查的是什么？是杀人凶手所使用的脱身手段。

我完全可以这样说，咱俩都不相信超自然的怪事。

莱斯帕纳耶母女当然不会是妖怪杀死的。

凶手是有血肉之躯的，而逃走的时候也并没有化作一道白光。

那么，他究竟是怎么逃走的呢？幸好，关于这一点只有一种推理，这种推理势必使咱们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咱们来把有可能采用的逃遁方式一一过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