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分钟后，旺迪登巴就换上了旧日服装，背着一杆猎枪，牵着一只猎狗，跟我们出发。

仅仅相处一天，我们就成了密友。

由于工委总部的首长们对他的尊重和爱护，他非常高兴，不但尽职，而且以他的山区生活知识和经验，帮助部队解决了许多困难。

他告诉我们山中野菜哪些可以吃，哪些有毒；可以在什么情况下，猎取野牛、野驴、黄羊。

连日翻山，需要保护的就是双脚，一双草鞋，两天就磨烂了，他教部队把牛羊皮剥下，剪出比脚大数指形状，四面戳洞穿进线绳，脚踏毛面把绳两头猛拉，便成了毛朝里皮朝外既暖和又坚韧的皮鞋了。

我甚至忽发奇想，动员他参加红军，那他就是第一个尧呼尔红军了。

思绪很乱，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吴永康部长和江子敏现在在哪里，是什么样的境况。

当他们知道我是先于他们死在这荒山树下时，他们作何感想呢？

我有意把思绪引向鄂豫皖，那里是我久别的家，那里有我的父母和妹妹。

我家是湖北黄安，这在山区来说是个较大的县城，也是红军最早的活动中心。

我十四岁那一年，北伐军打到了武汉，革命之声响遍湖北各地。

黄安党支部首先争取了县教育局的领导地位，动用&ldo;至诚学款&rdo;开办公费学校和乡村贫民学校。

这笔至诚学款是当时县教育局控制的一笔巨款，是黄安南乡一些资本家在沙市的六十年的存款，革命者把它作为家乡办学的基金，培养这些资本家的掘墓人，这本身就很有哲理意味。

在开展平民教育的同时，农民协会就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一九二七年初就对地主豪绅撕破脸皮，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接着农民就武装起来。

有一首民谣就可以看到当时革命的声势：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我家道小康，祖父曾在县里当过录事之类的小官，父亲却是地道的冬烘先生。

他为人慷慨，不会理财，家境渐渐衰落，他倡导义务教育，所得甚微，这就苦了我的母亲。

革命中，父亲参加了县农会，管理文书，写标语出布告。

一九二九年，他送我参加了红军。

那年我十七岁。

我跟随父亲读遍了《论语》、《孟子》、《诗经）、《幼学琼林》，后来，我自然迷上了《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尔后从父亲书柜里偷出了十部《晚清文学丛钞》。

我如获至宝，日夜手不释卷，真可谓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狂读猛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