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斯大林现在正在他的办公室内看着两份报告。

一份是“红色间谍”

里夏德？佐尔格送来的，是关于中国和日本在香港秘密和谈的内容，这本就是真实的历史，只不过军统将一些尚未达成的条款巧妙地泄露给了佐尔格在日本高层中的“线人”

。

另外一份是苏联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大队长勃拉戈维申斯基上校的报告，内容是描述了这段时间中国空军的战况和那几场大胜。

勃拉戈维申斯基在材料中重点说明了这几次空战的变化，特别是装载大队长、中队长飞机上的那个精巧的无线电，以及那准确地引导和指挥。

看到这份材料，斯大林突然想起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前几日带来的雷达和无线电设计图纸。

“对了，还有那火箭弹”

，对大炮主义有特殊感情的斯大林其实对火箭炮特别感兴趣。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很早就在在火箭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1921年，专门研制火箭的第2中央特别设计局成立，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研制合格的固体火箭燃料和发动机。

经过不懈努力，苏联设计师先后研制出了可以稳定飞行400米的固体火箭，射程1300米的火箭弹，以及pc－8282毫米和pc－132132毫米航空火箭弹。

苏联飞行员曾使用pc－82火箭弹在哈拉哈河狠狠地教训了骄横的日本人。

1938年10月，火箭炮车载实验正式开始，以3nc（吉斯）－－66x6载重卡车为平台，火箭炮共有24条工字型发射轨。

1939年3月，沃罗涅日的“共产国际”

工厂8导轨的Б－13－16试制成功，Б－13总共可以携带16枚－13（pc－132的改进型）132毫米火箭弹。

测试结果表明，Б－13特别适合打击暴露的密集敌有生力量集结地、野战工事及集群坦克火炮。

这次孙科带来的火箭弹技术资料和实物经过伏罗希洛夫的评估非常有助于帮助苏联增加火箭的射程，实现火箭弹的小型化。

这些技术将对航空火箭、车载火箭炮甚至正在研究的单兵便携式火箭筒的后续改进有非常大的帮助。

“看来需要跟中国特使好好谈谈了。”

斯大林自言自语到，他按动了桌上的呼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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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后，莫斯科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上，孙科踌躇满志。

第四次访问苏联的成果超过了前三次的总和。

孙科知道，在抗日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只有苏联能这么大规模的援助中国。

从地缘意义上，苏联是跟中国靠得最近的大国，在面对日本的威胁的时候，苏联不得不大力支援中国。

但是这次双方修订的《通商条约》中有更多的内容在里面，双方还约定了技术共享的条款，中国将提供给苏联雷达、无线电等电子技术，而苏联派出专家指导中国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