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终于到达。

三人一房间，同宿舍乃两小青年，从上海到广州跑买卖的。

一对合伙的&ldo;阿庆&rdo;。

我一向认为，买卖之事，一步一个凶险，才二十来岁，便下海经商，足见当代青年铤而走险的气魄，不禁由衷佩服。

两小青年，神神秘秘的样子，频频做耳语状，喁喁咕咕的，仿佛看出我是个缉私的便衣。

我不愿讨人嫌，何必主动攀谈？道句&ldo;晚安&rdo;，倒头便睡……

没睡多久，被激烈的吵骂声惊醒，猛睁眼，但见屋里多了一个妙龄女郎，抄起不论什么，发疯似的打一对小青年中的一个，飞快的上海话夹杂着黑话行话……

同室操戈，内部火并。

我只好充当劝架的角色。

劝不开，遂请来了服务员。

女服务员揉着眼睛，惺忪忪的，老大不高兴，还以为我是他们一伙的……

第二天早晨，找了半天鞋，终于在门外找到，想必是昨夜被当了武器。

两小青年很不过意，硬要塞给我十元钱，算是补偿我的睡眠损失。

我不要。

他们更加过意不去，硬塞给我三包&ldo;骆驼&rdo;烟。

书包里还有飞机上吃剩下的一个面包，吃掉，结账。

步出招待所，天已转晴。

大门外有三四辆出租小汽车，司机们迎上，争相招揽乘客。

一问车价，又一咂舌。

路旁有公共汽车站牌，打听清楚，是开往市内的，便老老实实在站牌下等。

一等，便等了近一个小时。

好在带了本书是斯大林女儿阿利卢那娃的《仅仅一年》。

终于上了公共汽车，问《花城》编辑部，无人知晓。

却有人给我出主意，说这车在《南方日报》附近停站，莫如去报社询问。

下了公共汽车，心中为给《花城》编辑部节省了几十元钱，很是高兴。

鼻子底下一张嘴，走几步，问一问，还是没找到《南方日报》，却找到了《羊城晚报》。

借电话给《花城》挂通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姑娘，说《羊城晚报》离《花城》不甚远了，但你可能仍会迷路，拦辆出租汽车吧！

我想既然不甚远了，那钱花的岂不冤枉？鼻子底下一张嘴，问。

又乘公共汽车，到了大沙头。

天又下起雨来。

从那路公共汽车终点至《花城》，约十五分钟的路，边问边走，就走了有半个小时。

待坐在《花城》编辑部，衣服已经湿透。

两位非常之年轻的编辑姑娘，友邦惊诧，似想不到眼前这神情倦慵的、面呈病容的、身体单薄的水淋淋的人，便是作家梁晓声。

我出示工作证给她们看，她们便急急地去找来了副主编杜渐坤。

老杜一见我，笑了：&ldo;我还以为你应该是位东北大汉呢，怎么这般瘦？&rdo;

我说：&ldo;照片上的我，几乎都不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