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被告知，这项工作是高风险高回报。

我眼里噙着泪水告诉门罗和麦肯齐，我认为这项工作是&ldo;高风险，没有他妈的回报&rdo;。

我说，这一切根本就不值得，并把我的文件夹猛摔到桌子上。

吉姆&iddot;麦肯齐说，我的话也许有道理，不过他们是真心想帮我的。

当我去了总部，出现在专业责任处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弃权声明书上签字。

维护正义在局外和局内是两码事。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人物》杂志往桌子上一扔。

封面人物是杰基&iddot;奥纳西斯。

&ldo;没有人警告你不要这样接受采访吗?&rdo;

没有，我说，那次采访是经过批准的。

在那次会议上，我演讲的是我们对系列杀人犯研究的概况，没想到有人会提出韦恩&iddot;威廉斯一案。

我做出回答时，措辞非常谨慎。

记者要那样去报道，我是无能为力的。

他们把我折腾了四个小时。

我不得不写下一份声明，一项一项地列出报纸的报道和实际发生的情况。

等我写完了，他们却什么也不告诉我，我对会受到什么处分更是一无所知。

我的感觉是：我为局里奉献了那么多，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我牺牲了那么多东西，与家人离多聚少，而如今面临的前景却是：受到处分，一段时间不拿薪水却要&ldo;上街办案&rdo;，甚至完全丢掉饭碗。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每天早晨简直不想起床。

就在这时，我父亲杰克给我写来一封信。

他在信中谈到了他被&ldo;布鲁克林鹰队&rdo;解聘后的那一段日子。

他也是感到很沮丧。

他工作一直很努力，很出色，但是也感到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

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学会面对生活中的挫折，重新振作精神去迎接另一天的挑战的。

我把这封信放在公文包里，随身携带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这次风波过去了很久。

五个月后，专业责任处做出了处分我的决定，认定我在《人物》杂志的文章刊出后已经接到了警告，不得对新闻界谈论悬而未决的案件调查工作。

处分书是由韦伯斯特局长本人签发的。

尽管我无比恼火，却无暇为此耿耿于怀，除非准备辞职不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