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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中苏两国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两次,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谈判,是韧性和毅力的较量。
我们始终坚持只有排除障碍才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驳斥苏方一成不变的论点,破除苏方的幻想,力促苏联在消除障碍问题上有所作为。
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ldo;三大障碍&rdo;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不过,磋商得以继续下去,保持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客观上对中苏双边关系起着推动作用。
回想起来,磋商没有取得具体进展,也有其他原因。
在此期间,苏联国运不昌,几乎每一两年就要死一位领导人,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9日)、契尔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继病逝。
据说,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打打电话,无法正常视事。
接任的安德罗波夫,人聪明而精干,当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况,想有所作为。
他痛感苏联政府官僚主义泛滥,人人爱喝酒,而不认真做事,认为喝酒误国,下令禁酒,把酒厂改为果汁厂,并四处严查酗酒。
但不喝酒不符合苏联的&ldo;国情&rdo;,难以实行。
他重病缠身,只当政了一年多。
契尔年科上台,不想,他病得更重,身体更坏,执政的时间更短,做不了任何事。
病夫治国,其主三易,对外难有作为,自然一时无力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重大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中苏两国的接触却因三次苏联领导人的葬礼而提高了级别。
当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黄华外长作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
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旨在抓住时机做苏方工作,试探新领导的对华政策走向,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
黄华启程以后,小平同志又指示,要发表一个简明的谈话,对勃列日涅夫既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光说好话。
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胡乔木同志起草了谈话稿。
谈话回顾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中苏关系从50年代后期就逐渐恶化,60年代末以后,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
60年代末以后正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勃列日涅夫对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是负有责任的,但考虑到这次活动是吊唁,就没有点名。
同时,对他不久前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讲话表示赞赏,这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
这篇稿子作为黄华离开首都机场时对记者的谈话发表了,同时外交部立即将此事通知我国驻苏使馆。
黄华外长到了莫斯科才得知他离京时还有这样一篇公开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