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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火上浇油般扣了扳机,直直打破了它的喉管。
我们扒了熊皮,切了几块肉,余下的埋进雪堆并打了记号,打算下个月去取。
“美人儿的枪打得真漂亮。”
他道,“您这人”
“我好歹也是个军人。”
“清秀,单薄。”
他接着道,“您真的很适合站在天文台看您的星河万里,不像我我自打决意考军校,就没动过其他心思。”
“您为什么参军?”
他笑答:“为土地与人民。”
保夫卡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前些日子去了伊加尔卡,镇上的医生给开了些药,都是临时延缓阵痛的方子。
我们说不出话来,倒是他自己笑得没谱似的:“进城的话,给你们找酒找姑娘去。”
在酒馆里听闻资本家们正式倒台,莫斯科的暴乱又开始了。
我躲了出去,想给父亲写信,但是没敢下笔。
不论怎样,我是国家的军人。
伊加尔卡这片灰蒙蒙的城市是保夫卡的家乡。
他在这里成长,又去了圣彼得堡,遇见了我父亲和其他一些军官。
命运就是那么可笑。
一同过路的人分出了尊卑,不言而喻地,一拍两散。
2月6日保夫卡走了。
那天他清晨出去巡防,就再也没回来。
我出去找他,只拾得他那把老式步枪。
林子某处幼鹰凄长地尖声叫着,山脚下小村庄里回应着另一只公鸡经久不息的啼鸣。
安东把那把步枪拆成几块,枪管和弹夹留下,其余给埋了。
我们知道保夫卡是基督教徒,给他打了十字架。
听说死者手里要拿圣经,我们没有,只能拿了张纸片给他写上几句,贸贸然火化成一撮灰。
凭圣父圣子圣灵之名。
2月21日日子本来很清闲,莫斯科突然来了指示,要从伊加尔卡港口修筑铁路。
这里的边防军都被要求向指定修路点调动。
大概是斯大林的主意——他的主意总是很多。
但北西伯利亚的军队还有一些没有被正式改革收编,称不上是红军。
城里开会时,有的部队怨声载道,还有的干脆没来。
我相较于维克托和安东算是读过不少书,盖勒克斯身上有旧伤,我不好麻烦他,于是接下了保夫卡的职位。
“诺斯·尼基弗洛夫,”
开会时从莫斯科来的团支书道,“你对改编怎么看?”
我合上笔记本,想起父亲。
刚要开口,坐在后面的盖勒克斯扯了扯我肩膀。
我回过头去,听他在耳边道:“你有资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