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非凡抱负”与“为民的积极的思想因素”是完全一致的,并不呈现此
消彼长的关系。
青年时代的杜甫,虽然早就具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的雄心,但他还沉浸在浪漫主义的时代氛围之中,对人生充满着幻想。他忽
尔纵情游历,忽尔求仙访道,对人生的艰辛还缺乏体验,对于自己的人生道
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所以其时的壮志仅仅是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是一
种朦胧的希冀,并不具有具体、确定的内涵。在长安十年的艰难困苦中,杜
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一面也观察着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危机。孟子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并因此而提出了“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的著名命题(《孟子?告子》下)。对于浅薄浮躁的人,艰
难困苦会使之放弃理想和抱负,然而对于沉稳坚毅的人,艰难困苦反而会激
发其志气、坚定其信心。杜甫显然是后一种人,所以十年长安的经历不但没
有使他壮志销尽,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人生信念。让我们看看诗人自己是怎
么说的。天宝九载(750),三十九岁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
首次表述了自己的抱负。到天宝十四载(755),四十四岁的诗人又在《自京
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重申了他的抱负。把这两首诗对照一下,可以看出
诗人抱负的变化:在杜甫初入长安时,1他的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
淳”,当杜甫结束长安十年时,他的抱负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1《奉赠韦左丞丈》一诗中对往事的回忆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但参以其他杜诗,我们认为“致君尧舜”
的思想当产生于杜甫进入长安前后。
从表面上看,两者之间变化不大。但事实上,前者比较抽象、浮泛,后者则
比较具体、切实。前者主要从君主着眼,后者则开始着眼于人民:“穷年忧
黎元,叹息肠内热!”前者是未经磨难时的率然自许:“自谓颇挺出,立登
要路津。”后者则是屡遭挫折后的坚定誓词:“居然成落,白首甘契阔。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我们可以说杜
甫年青时自视甚高,自以为可立致卿相,实现抱负,随着阅历的加深,他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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