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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丝毫不敢大视自己。
我是1960年生人,那是个饿殍遍野的年代,侥幸活下来的没几个不得水肿病,父母能生下并养活我,实属奢侈,我已别无所求。
我后记里有言,1960年是鼠年,我也就非常甘愿做一个无名鼠辈。
我等鼠辈没什么创造力,生命力却跟老鼠一样非常强大。
认定自己是鼠辈,我也就大半辈子了,没有过什么远大志向。
读中学时就曾饿着肚皮却还要挑着爱国粮往粮站送,也不管那吃我等小民送的爱国粮的人爱不爱国。
那时我最大的志向是做一个生产队长,把庄稼种好,大家能有口饱饭吃。
师专毕业后回到老家教书,我的追求是做全县一流的语文老师。
接着去了县志办,我最大的愿望是修一部一流的志书。
后来进机关做秘书,有了奔仕途的机会,可我却茫茫然,不知这仕途怎么奔下去,尽管我还是从秘书做到副主任和主任。
机关里有句话,叫做群众最怕领导没爱好,领导最怕群众没追求,碰上我这没大追求的,领导也是爱莫能助啊。
好在我还有一件事情可做,就是写小说。
又认定自己就是鼠辈,也就没敢有做大作家的奢望,做个还能被读者关注的小作家足矣。
朋友说我已出版十来部作品,光长篇就有了四部,也该有点志向了,以后弄个茅盾奖什么的干干。
我说我当然也这么想,我还想弄个诺贝尔奖干干呢。
不过暗地里我并没把这奖那奖看得太神,茅盾奖里有好作品,也有不敢恭唯的东西,有些茅盾奖作品,读者其实从来就没放在眼里过。
所以重要的不是得不得茅盾大奖,而是从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入手,写好每一部小说,得到读者的认可,那也就算是小有收获了。
说大论小(自序)(3)
小人物写小说,都姓小,真是得其所哉。
读者把我看成官场小说作家,当然没错,我写的是官场和机关里的大官小员。
不过我是站在民间立场来写官员的,《官运》里的市委书记也好,《位置》的里预算处长也好,都倾注了我这小民对大权在握的官员的价值判断。
到了《心腹》,我几乎是当做自传来写了,尽管杨登科的故事并非全是我之所为。
看过这部书的读者都有同感,杨登科灵魂深处的屈辱和抗争,吾等鼠辈小民又有几人逃脱得了?人逢当世,要穿衣吃饭,要生存得像个人样,甚至出人头地,你就必须苦熬挣扎,甚至自虐。
《意图》再现了转型期大与小、强与弱的较量,这是当下社会不同力量之间的较量,是无可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