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正上初中一年级。

有一天，忽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份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份则成了黑五类。

我自己的情况特殊，还说不清是哪一类。

当然，这红和黑的说法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发起的。

照我看来，红的同学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是值得祝贺的。

黑的同学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

我不等对他们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一些红的同学就把脑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一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他们对同班同学问得格外仔细，一听到他们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fèng里迸出三个字：“狗崽子！”

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突然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但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学在大庭广众下变成狗崽子，未免也太过份。

这使我以为，使用话语权是人前显贵，而且总都是为了好的目的。

现在看来，我当年以为的未必对，但也未必全错。

话语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想要证明说话者本身与众不同，是芸芸众生中的娇娇者。

现在常听说的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文化，在全世界一切人中最聪明。

对此我不想唱任何一种反调，我也不想当人民公敌。

我还持十几岁时的态度：假设这些都是实情，我们不妨把这些保藏在内心处不说，“闷兹蜜”

。

这些话讲出来是不好的，正如在文革时，你可以因自己是红五类而沾沾自喜，但不要到人前去显贵，更不要说别人是狗崽子。

根除了此类话语，我们这里的话就会少很多，但也未尝不是好事。

现在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题目：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暑期布置的读书作业是《南方来信》。

那是一本记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读物，其中充满了处决、拷打和虐杀。

看完以后，心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

那时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点要变成个性变态了。

总而言之，假如对我的那种教育完全成功，换言之，假如那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期望得以实现，我就想像不出现在我怎能不嗜杀成性、怎能不残忍，或者说，在我身上，怎么还会保留了一些人性。

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

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现在我就在发掘沉默，但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来发掘。

这篇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所谓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到好看，别的就管他妈的。

现在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人性尚存。

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住在一所大学里。

有一天，我从校外回来，遇上一大夥人，正在向校门口行进。

走在前面的是一夥大学生，彼此争论不休，而且嗓门很大；当然是在用时髦话语争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导，还经常提到“十六条”

。

所谓十六条，是中央颁布的展开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叫作“要文斗、不要武斗”

，制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

在那些争论的人之中，有一个人居于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