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托德以其《帝国之后》一书再次发出惊人之鸣，他的独到的观察和大胆的立论立即吸引了舆论的广泛注意。

该书于去年10月问世，当时伊拉克战争还没有爆发，但法国关于伊拉克危机的讨论已是如火如荼。

在欧洲舆论对美国的强烈的好战企图和布什政府傲慢的单边主义普遍感到费解与厌恶的时候，托德此书的出版犹如为追求理解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窗户，一道清亮的光线扑面而来。

我们不一定要接受托德的立论，也不一定循从他的论证，但是，他却给关心世界格局的人们提出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和不可多得的思考角度。

托德其书

《帝国之后》是一部独辟蹊径的地缘政治学术论著。

所谓独辟蹊径有两方面的意涵：第一是通过本书，作者将其独特的文化人类学的观察方法伸展到美国，推进到地缘政治领域，用以分析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实力对比的消长。

作者不仅调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常规论据来分析美国的国力，而且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材料和数据来探究当今美国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甚至某种军国主义的深层根源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轨迹。

在他看来，今天世界变化的速度即使令人目眩，但其走向仍然由一些诸如家庭结构、婚姻模式、财产继承方式、人口消长、教育普及程度等基本要素所规定。

从方法学的意义上讲，托德的这部《帝国之后》具有一定的突破性意义。

当然，托德的这一思路并非始自此书，他于1997年推出的《经济幻象》（l&39;ilsionénoie）一书实际上已经显现出他当时已在致力于破解美国及其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幻象。

他在《经济幻象》一书中论证的就是经济并非发展的原动力。

发展的原动力来自文化的潜意识与家庭结构、婚姻模式等人类学意义上的无意识。

从这一论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对托德的影响，但托德当时并没有将这种带有文化决定论特色的运思一直推向地缘政治领域。

第二是此书立论的独特。

托德在本书前言中指出：

本书围绕着一个悖论性的立论展开，其主旨可以概括为：&ldo;正当世界迈向民主并渐渐摆开对美国的依赖之时，美国却在失去它的一些民主特色并发现它越来越不能脱离对世界的经济依赖。

世界面对一个双重的变换：一是美国与世界的经济依赖关系的变换；一是民主发展动力的变换，民主动力在美国由积极走向消极，在欧亚大陆由消极走向积极。

&rdo;

今天的美国世界战略构想，已不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维持民主与自由的秩序，因为美国民主制度本身正在发生蜕变；由于美国对世界各种财富与资本有着不可须臾离之的需求，因而当前美国的基本世界战略目的便是对世界资源的政治控制。

简单看这一立论，同今天法国多数人对美国不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而发动伊拉克战争不满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无非是对美国的一种道德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