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强调勒伯和吉朋看法的不妥当，拜占廷学者没有必要证明其课题的合理性，更没有必要愤怒地驳斥吉朋的意见。

勒伯和吉朋的鸿篇巨帙已经不再激起如此强烈的感情，人们可以在平和的气氛中评价其缺欠和其伟大的历史价值。

因为勒伯和吉朋都是天才的历史学家，当然吉朋更伟大一些，他们的作品尽管存在某些不足，但仍然以其提供的史料而位列前茅。

就是为了了解它们的不足，这些作品也值得一读，因为19世纪的拜占廷学者的作品大多偏重哲学和历史学的表述。

另外，布瑞（jbbury，1861～1927年）对吉朋名著的编辑（1897～1900年版）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编辑者增添了学术性注释和附录。

吉朋对其命题有力的阐释对学者们产生了强烈的震慑性影响，使拜占廷研究的热情被抑制了近一个世纪。

甚至到今天，对拜占廷帝国宗教发展的研究仍然经常采用吉朋的理论。

但是，拜占廷研究并未完全终结。

法布里西乌斯（jafabrici）的《希腊著述书目》对拜占廷文献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书（14卷，汉堡1705～1728年版，新版为12卷，1790～1809年版）。

人们幸运地发现《论礼仪》的莱比锡版本，约翰&iddot;雅各布&iddot;雷斯克（johnja-breiske，1716～1774年）还为其做了注释，毫无疑问这堪称拜占廷研究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当然它带有时代的特征。

这个杰出的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学者的注释在数十年里一直没有被编辑出来。

哈斯（kbhase）对执事利奥作品的编辑于1819年终结了拜占廷历史家《巴黎大全》的工作，并进一步激发了拜占廷研究。

此后不久，尼布赫（niebuhr）于1828年奠定了波恩出版的《拜占廷历史文献大全》的基石，他编辑了阿嘎塞阿斯（agathias，532～580年）的作品。

像尼布赫这样一个既无偏见又无轻视思想的人竟能使拜占廷帝国的历史意义得到明确。

《波恩大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巴黎大全》的重印丛书，但它还是一部更加便利更加完整的丛书，其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

同时，在拜占廷历史的写作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拜伦的朋友、希腊文化爱好者乔治&iddot;范莱（eflay，1799～1875年）在其涉猎广泛的希腊史中特别强调拜占廷时代。

其作品是7卷本的《从征服到当前时代的希腊史》（伦敦1877年版），涉及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后1864年的历史。

在法国则出现了帕里佐（vparit）关于约翰&iddot;坎塔库震努斯的专著和贝尔热&iddot;克塞维里（berrdexivrey）关于曼努埃尔二世的专著，这两部书至今仍有价值。

在德国，塔夫（glftafel，1787～1860年）和托马斯（gthoas，1817～1887年）相当活跃；法莫雷尔（jpfallrayer，1790～1861年）不断写出影响很大的作品，还有卡尔&iddot;霍普夫（karlhopf，1832～1873年）关于希腊的重要作品。

霍普夫的《从中世纪初期到帝国灭亡的希腊史》（见德国百科全书的相关条目）是建立在精心的史料研究和广泛的档案文献基础上。

尽管该书作者表达方式曲折隐晦，使得它难以阅读，而其叙述也并非都十分可靠，但是它作为一部史料集还是有相当价值的，对于拉丁统治时期和目前尚未很好发掘出来的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研究还相当有用。